二戰勝利日那天時代廣場上水手和護士擁吻。六四事件中王維林肉身擋下坦克車隊。瘦骨嶙峋氣衰力弱的蘇丹小女孩身後一隻兀鷹虎視眈眈。3歲的敘利亞難童亞藍．克迪（Aylan Kurdi）的屍身被潮水沖上土耳其海岸。  

我們這輩子經眼的照片，何止成千累萬，然而，很多照片，一映入眼簾就再也忘不了。 

圖像可以凝煉一項因果錯綜的複雜議題，也可以放大一則單純偶然的吉光片羽。經過敘事者和觀閱者的詮釋，圖像可能產生本身並沒有展現、或是沒有充份展現的意義。最近黃安用周子瑜拿著國旗來檢舉台獨、林昶佐以大陸武警列隊於演唱台側來佐證台灣藝人受到監控等等事件，不正好是照片的意義可以擴大延伸、圖以載道、挑起敏感神經的例證嗎？

因此我們不禁想問：圖像意義有沒有邊界？詮釋圖像的權力有沒有界限？圖像能不能從敘事者的權威中解放出來？圖像能不能自己發言？觀閱者的觀點能不能不受敘事者的禁錮？如果說20世紀初，對文字的詮釋，發展出文本的觀念，21世紀圖像氾濫，有沒有思考圖本的必要？

圖像報導引起的視覺震撼和情緒衝擊力，是文字和聲音無論如何也比不上的，因為它立即而直接把我們帶入現場，目擊當時。觀閱者的喜悅、窺癖、不忍、害怕、敵愾同仇等等情緒，第一秒鐘就全湧了上來。文字和聲音則不然，需要有一個意識的編輯過程，利用線索去重組內心場景。這樣，速度一旦慢下來，內心張力便不會那麼戲劇化，理性介入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美國《雪城標準郵報》（Syracuse Post Standard）編輯泰斯．佛蘭德斯（Tess Flanders）在1911年說的金句：「用一張圖，強過千言萬語。」（Use a picture. It’s worth a thousand words.）很少人不同意。

圖像的強項，其實也就是它的弱項。人類的傳播史，從口傳、手抄的涓滴細流，到15世紀印刷術發明，資訊傳播的滾滾大河突然暴漲千百萬倍。19世紀攝影術發明，到今天修圖軟體、手機拍照、監視攝影等無所不在，海量的影像資訊每天波瀾壯闊地直奔我們跟前。一不當心，我們可就身不由己捲入漩渦，失去了判斷的準頭。得格外當心了！

要是眼前就擺著一幀敏感的警民對峙照片，有圖、有文、有攝影者、有敘事者，也許，我們來問些問題，能幫助我們持平探索整個事件： 

照片上是所呈現的，那麼，沒有呈現的是什麼？

譬如說，照片呈現警察把一位民眾帶上警車，那麼我們不妨問問，在鏡頭外，當天是不是絕大多數抗議人士都和平解散，平安回到家中？ 

照片只取局部，那麼，整體是什麼？

譬如說，鏡頭顯示警察毆打民眾，那麼我們不妨問問，現場是否只有一位警察毆打一位抗議人士？鏡頭外有沒有好多警察毆打一位抗議人士？或者好多民眾毆打一位警察？ 

快門後方那位攝影者搶到這樣的場景，意圖在哪裡？

譬如說，攝影者已有預設立場，要呈現警民關係的緊張，若沒有流血和暴力，他按兵不動，只等到他要呈現的場景一出現，他立刻喀擦按下。 

敘事者採用這張照片，意圖在哪裡？

譬如說，他的敘事如果得到這張照片佐證，會更具說服力，於是就拿來用了，即使這張照片與他的敘事並不見得特別相關。或者，他因為碰巧看到了這張照片，啟發他說出一個故事，來鞏固自身的論述或挑撥情緒。敘事者可以借用警察把抗議者制伏倒地的照片，說明警察以武力優勢欺壓手無寸鐵的民眾，或者佐證這是一個警察國家。 

聽別人講述這張照片的故事，那麼，故事的可能性只有一種嗎？

譬如說，敘事者用一排穿著整齊制服的警察為照片主體，以顯示國家機器與五顏六色民眾的對比，那麼我們不妨問問，難道沒有另外一種可能：警察的任務會不會在於隔離抗議者和「抗議那些抗議者」的民眾，或是保護情緒高漲的抗議者和看熱鬧的民眾，以免發生暴力事件，傷及無辜？

要讀懂一張照片，可以問無數的問題，也許不見得都有答案，沒關係！提問和懷疑就打開了心胸，突破了單一敘事觀點，不會被敘事者的故事牽著鼻子走，這是一位理性的閱聽者或成熟的公民應該具備的素質。

有此一說，美洲原住民的孩子如果向祖父哭訴某某人欺負他，祖父會說：「他為什麼這樣對你？說說5種可能！」如果孩子開始設想各種可能性，不再認定必然是對方無理，豈不就此突破了封閉的心胸？更棒的是，還能換位思考，從對方的觀點來著想！你說，面對一幀照片，又何止五種可能性呢？

壟斷詮釋權力，往往成為實質的霸凌行為，認定故事只有一個版本，往往對當事人造成圍觀壓力。攝影記者凱文‧卡特（Kevin Carter）發表兀鷹等在蘇丹小兒身後的照片後，受到不少社會責難，雖然次年他獲頒普立茲特寫攝影獎，但3個月後，他因種種其他因素的相加相乘而自殺，這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這裡僅抄錄他女兒梅根（Megan Carter）回應的話：「我覺得父親像那個受苦的孩子，全世界都像那隻兀鷹。」

有時候，我們也許無法不做那受苦的孩子，但我們也絕不願當那隻隨時待勢一撲而上的兀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