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2日，菲律賓期中選舉登記參選起跑日，全國電視台ANC晨間新聞台，出現了台灣人的身影。

新聞主播說，選戰正式開打前，要為觀眾做好準備，以造王者（king maker）之名，她介紹杜元甫出場。

「能不能告訴我們，社交媒體是怎麼靠著數位同理（digital empathy）、社媒聆聽（social listening）破壞或是建立競選活動的？」 「你過去3年在亞洲打過31場選舉、贏了23場，祕訣是什麼？」 「你們公司跟你們手上的技術，跟劍橋分析有什麼不一樣？」

連珠砲的問題，環繞在社交媒體與選戰間的關係，12分鐘的英文訪談，除了對新科技的介紹，超過一半，談的是台灣選舉經驗。

主播要杜元甫給出對2019年菲律賓大選的預測。「『米飯』，將是這次選舉的關鍵，」杜元甫在電視上秀出台灣大數據分析公司QSearch的圖表，解釋為什麼同樣談經濟，候選人必須要講「飯」，而不是「通膨」。

「通膨大家已經沒有感覺了，覺得跟自己無關，但你講『飯』，每個人都會跟你互動（指按讚、分享、留言）。對菲律賓人來說，飯已經變成一切事物在情感上的象徵，」杜元甫指出，數據顯示，談到米飯，菲律賓人想到健康、生活福祉、對未來的恐懼等，成為對生活想像的集合，候選人要取得選民目光與認同，就必須圍繞著米飯發言。

他說話的方式像醫生一樣，從數據中指出病情，提出藥方，杜元甫告訴我們，過去4年他參與亞洲50場選舉，拿下39場勝利。坐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咖啡店裡，被西裝褲、襯衫、套裝上班族環繞，穿著透氣運動服飾的他顯得特別放鬆，他搖一搖手裡的冰飲說，「我是唯一輸出台灣政治當產業的。」

在新加坡創立AutoPolitic的杜元甫，同時也是台灣大數據分析公司QSearch共同創辦人，後者普遍被視為柯文哲在2014年獨立參選成功的網路作戰功臣之一，也是在國際上知名的台灣數據分析公司，為企業提供分析社交聲量、行銷建議。選擇在新加坡註冊公司的杜元甫，其實沒有太大的團隊，靠著創辦人間的信任與人脈，在海外接觸潛在客戶，接到訂單後透過QSearch的社交數據分析技術，產出報告，將台灣製造的數據分析技術，放入其他亞洲國家的政治競逐中。

搜尋他的英文名Roger Do，更容易看見他出口台灣民主戰法的足跡：

2018年6月，他以「選戰軍師的告白：馬來西亞第十四次普選日記」為題，登上新加坡大學創新學院，向大眾解釋如何使用人工智慧贏得亞洲選舉，「讓我們了解眼前的這場未來之戰，社交機器人如何透過量身打造的假新聞，製造『民意』攻擊民主？」活動簡介如此寫道。2019年11月，他受邀於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對科技與政治、公共政策發表談話。

他的名字也出現在馬來西亞媒體 《馬來郵報》（MalayMail）上，稱AutoPolitic至少與馬來西亞4個政黨、上百位候選人合作。菲律賓唯一登記在案的政治顧問遊說公司PubLicus，也明文載明使用AutoPolitic技術，每個月產出社交媒體情報報告，將每個候選人的社交媒體力量，依照受歡迎程度、分享熱度、曝光、社交能力進行排名。

外國政治人物，為什麼要相信一個台灣顧問？

「台灣民主發展很先進⋯⋯我們的國家是走在科技的前端，所以很多科技影響政治的情況，他們都會遇到，」杜元甫給出說法，台灣是海島國家，受到外力的影響大，與國際互動高，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也不斷更迭，這些，都是馬來西亞、香港政黨長期觀察的標的。

說服客戶，真的那麼簡單？

「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這個工具。」業務拓展過程，提供試用，是杜元甫的策略之一。他請對方給出幾個潛在的競爭對手，用這些名字、政黨、背景，產生一份社交媒體觀察報告，讓潛在客戶用數據理解選戰戰場，包括SWOT分析、選民組成、游離票、議題重要性等，也讓客戶用社交網站上的數據，看看自己的賣相。

這一步，除了讓客戶「見識」台灣技術能力，最重要的是，杜元甫也把這份免費的報告，寄給名單上的那些競爭對手，一次取得潛在客戶的名單，省下名單開發的功夫。

推廣服務的最大賣點，還是他們在台灣的經驗。「他們沒有真正用資料打過戰，柯P（柯文哲）有。」

AutoPolitic的網站上，是這麼介紹自己的：

AutoPolitic的起源，來自於共同創辦人參與台灣立法院的佔領。佔領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執政黨，在沒有辯論的情況下，通過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法案。在選前迎合選民、選後無視民意的表現，讓我們意識到，既有的、根深蒂固的政黨，是對民主的威脅。

靠著編碼、計算社交媒體上人們所表達的，我們發展了一套大數據分析平台，成功地幫助一位獨立候選人，擊敗副總統的兒子，贏得台灣首都市長。

除了柯文哲，AutoPolitic網站還載明，曾經服務過15個台灣立委候選人，11個成功當選。

台灣經驗，變成杜元甫在海外招商的黃金招牌，但政治運作必須回到當地脈絡，杜元甫在沒有政黨連結，有些國家法律禁止外國人參與本地選舉的情形下，他的生意還是得靠在地政治公關公司，才有辦法打入市場。分工上，AutoPolitic如同診間裡的醫生，需要在地人把客戶帶進來看診，用數據診斷、開出藥方之後，客戶卻又跟著在地政治公關走出病房了，病房外，客戶吃了什麼藥、會不會按時吃藥，杜元甫並不可控，他稱，這是勝率「只有」8成的原因。

「我們是中醫藥方，但客戶要西方手術啊。」杜元甫笑稱，他認為最理想的狀況，是用2年時間來經營候選人。一開始，他們先從候選人分析做起，然後從選區劃分開始分析戰場，挑最有效的口號政策、尋找意見領袖合作，同時監測數據，看客戶與競爭對手的比較。每個月收費2,000美元（約新台幣60,800元）起跳的他，定時產生數據觀測報告、提出選戰策略建議、檢視成果、微調策略；週期可以長達2年，也可以以日計算，讓候選人根據社交網路上的數據，「長成」選民期待的樣子。

我們向馬來西亞的記者、學者查證AutoPolitic在當地的影響力，他們皆表示價碼、人脈，將是杜元甫面對的最大障礙，強調家族、利益結構的東南亞民主政治，外人要打入，人情、價格都是考驗。

但對出得起錢的政黨或政治人物來說，以數據戰為底來打選戰，已成重要布局。

為對己方有利的話題、意見領袖添加柴火，對反對自己的人，則抑制話題熱度、粉碎發聲者的可信度，一拉高、一壓低，數據扮演科學性的測量工具，杜元甫讓客戶在如海般的社交平台上，看見聲量大小與來源、策略的成與敗。

對此，杜元甫強調，自己只做顧問，策略的執行，由客戶自己執行。「我們不做making，只有提出策略建議，」杜元甫說，像是內容農場這些「手段」，由客戶自行選擇與執行，「他們（客戶）自己知道（怎麼做）。」

雖然自己不做，杜元甫緊盯從數據出發的各種選戰手段，從馬來西亞、菲律賓的選戰中，他發現一種新的「保單效應」。

「如果你在一國有80億美元的公共建設開發案，你去買保險要買多少錢？80億美元的5％（約4億美元）。你要是養一個（網軍）小隊幫助候選人、保證他選贏，你知道需要多少錢？」他以兩年、50人計算，答案是100萬美元。

由澳洲、美國、菲律賓學者共著的《菲律賓2019大選不實資訊報告》，也看見相同現象。報告裡一位政治公關證實，來自中國的資金，雇用數家菲律賓政治公關公司，替特定市長候選人打網戰，「這些（指來自中國的）資金贊助者，是在為了他們自己的商業利益跟開發案，投資他們的盟友，」報告如此寫道。

雖然有人情、價位等進入「市場」的障礙，但選舉頻繁的東南亞國家，讓杜元甫對事業抱持信心。例如，在馬來西亞，除了候選人的合作，在地最著名政治公關公司Invoke也展開數據分析能力布局；據了解，他們曾與AutoPolitic接觸，仍因為價錢，而遲遲未確定合作。

在菲律賓就順利許多。菲國舉足輕重的政治民調與顧問公司PubLicus，是AutoPoilitic唯一公開的合作夥伴，其創辦人蒂基亞（Malou Tiquia）在菲律賓政壇擁有豐厚的政治資本，不僅在親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的《馬尼拉時報》（The Manila Times）上擁有評論專欄，也是菲國唯一取得合法遊說的政治顧問，她自稱，客戶散布於印尼、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肯亞。

近兩屆選舉中，蒂基亞還同時擔任2位以上副總統候選人策士。2019年年中剛勝選的馬尼拉市長，也是蒂基亞的客戶，逆轉勝選之後，新市長任命蒂基亞為Universidad de Manila（一所由市政府出資的大學）主席。在此之後她宣布不再受訪，至今未回覆《報導者》的邀訪。

我們透過兩位曾對蒂基亞進行專訪的學者，理解這位罕見與杜元甫公開合作的菲律賓女策士。

「在當時（2016年）的採訪，她承認仍然採用傳統的競選手法，但杜特蒂的出現，顛覆了菲律賓的選戰方法，特別是社交網站上，包括網軍、機器人的使用，她當時就說，2019年的期中選舉，每個人都會用一樣的手法，」一位菲律賓新聞學系、長期研究不實資訊的學者告訴我們。

撰寫《亞洲不實資訊研究報告》、對蒂基亞進行訪問的美國麻薩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翁強生（Jonathan Ong）則告訴我們，蒂基亞長期為不同政黨提供顧問服務，她在傳統政治服務之外，近年成功結合數據分析，讓服務變得全方位、價格更高。PubLicus有能力針對每一個政治人物、每一個職位，提出完整的社交情報研究報告，進而調整每一個候選人的品牌定位，提高選民的接受度。

後者，便是AutoPolitic的服務內容，台灣技術成為蒂基亞維持政治顧問地位的拼圖。

成功鑲嵌進在地夥伴，是杜元甫將台灣經驗外銷的關鍵，也是挑戰。

「大部分的競選團隊用Facebook的方式，就跟我祖母會把iPad當作杯墊用一樣，」杜元甫在接受馬來西亞媒體採訪時如此形容。在菲律賓媒體上，他也公開以「科技進步跑得很快，但人的進步相當遲緩」形容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至今的產業進展，在官網上他甚至感嘆，科技始終必須臣服於人性，數據上顯示最好的策略、最好的候選人，往往敗給政黨勢力瓜分，或是地方派系的利益。

在數據與人性之間，杜元甫以商人之姿遊走，這是他從校園至今的路徑。他在柏克萊大學修讀哲學，碩士轉念商業管理，畢業後在2006年創立以自己為名的行銷公司，展開管理顧問職業。2011年回到台灣在資策會短暫工作一年，2014年參與創立QSearch公司，隔年成立AutoPolitic，將觸角伸進海外。他說，人文學科最大的價值就是理解其他人想什麼，而數據讓這件事情變成可能。

他告訴我們，不包括廣告，在美國，光是選舉顧問市場每年產值高達26億美元，各種消費資料、選民資料、數位足跡相加之後的數據分析，創造出許多可能性；在他眼中，亞洲民主國家缺消費資料、缺選民名冊、也缺技術，但網路普及加上選舉不斷，政治人物盯著美國的玩法，在選戰中進行社交數據分析的需求，將愈來愈大。台灣很有機會將數據經驗外銷。

帶著台灣經驗來到東南亞創業，關於這筆生意，杜元甫似乎相當清楚界線在哪，採訪中他再三強調，自己只提供數據分析報告，不碰操作。對於不實資訊加上數據分析、精準投放的危險，他不否認這是一場危機。

「社交媒體的危險，是當時間很短的時候，政治宣傳沒辦法被查證、被挑戰，不像是傳統媒體一樣，人們需要時間去查證。只要時間夠長，事實會浮現，但人們在不在乎，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說。

於是他說自己做的這一行是「病毒」，在測試民主的抗毒能力，逼民主社會長出「抗體」。

「我們覺得我們在測驗民主系統的弱點在那裡，我們是病毒⋯⋯可是要是我們的民主不夠有狼性，我們很容易被非民主系統給執政，大陸；（但）假如我們的民主狼性夠強，是大陸怕我們。」他舉例，最基本的，是在轉貼訊息時，有沒有體驗到自己對民主的責任，帶著勇氣跟智慧努力「求真」。

但，綜觀全球，「病毒」的角色已讓民主快速走向敗壞，因為選舉和社會分裂的現況，社交數據的新運用已相當程度破壞民主自由。

杜元甫回覆說，他們做的事只是在加快危機，讓人看見社交網路為民主帶來的危險，「因為你慢慢這樣子（指無感），會被那種願意統戰你的人控制一輩子⋯⋯因為台灣沒有什麼大的crisis，就是溫水煮青蛙。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不要浪費一個危機！）」

但在抗體出現之前，病毒只會被當作病毒看待。

「最高的榮幸，就是改變世界同時被人誤解，我不需要人家了解我，達到我想要做的事情就好了。」這是走過科學、人文、商管三領域，最終以商人自居的他，最終如此為自己的事業下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