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夏娃當初不是咬了蘋果一口，世上就沒有罪惡，也沒有是非，當然也不會有新聞。」這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於1995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向媒體述說的辦報理念。當時豪氣干雲的黎智英如今已在獄中，而咤吒香江26年的《蘋果日報》，這份親民主派大報，6月24日正式在政治的打壓下停刊。

23日晚上11時，許多讀者將車子停滿在壹傳媒大樓外周邊，人群以手機的燈光來送別《蘋果日報》。而最後一刊的《蘋果》，宣布印量是破紀錄的100萬份，頭版標題大字寫著：「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我們撐蘋果）」。

凌晨過後，香港街上的報攤都看得到排隊的人潮，繞過蜿蜒的街道，在黑夜與雨中等買《蘋果日報》最終刊；《報導者》攝影記者拍到的一個旺角報攤，大約排有近千人以上的隊伍。堅持到最後一天的員工則在出完最終回的報刊後，走出大門，在將軍澳蘋果大樓外，發送剛出爐的報紙給在場前來致意的港人，一同告別蘋果，互道珍重。

香港媒體近年的言論自由快速萎縮，不少做調查性與深度報導的媒體首當其衝。

《報導者》曾採訪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這位長期在香港做調查報導的新聞老將，2014年2月26日在港島遭2名歹徒重砍6刀，當時《明報》頭版的報頭和標題套黑，說那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劉進圖回憶，2003年後，港媒受到的政治壓力愈來愈大，「2003年到2013年這10年間，媒體首當其衝⋯⋯一旦你批評北京，批評特區政府，中資機構，例如中國銀行就不在你的媒體投放廣告⋯⋯再後來華資的機構、國際的機構，如果它是重視大陸市場的，它也會迴避在北京批評的媒體投放廣告。」

近年立場親自由派與民主派的媒體，大量流失了廣告。其中香港《蘋果日報》每年投放大量資源報導六四週年、七一遊行等議題，也因而流失了紙本的廣告主，於是轉而在數位上爭取付費讀者。國際媒體關注港媒光譜的變化，2019年《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採訪黎智英，當時以「香港媒體大亨黎智英（Jimmy Lai），一個有良心的攪局者」（A Hong Kong ‘Troublemaker’ With a Clean Conscience）來形容他，而當時受訪的黎智英說，廣告主的離開使得《蘋果》每年損失約4,400萬美元（約新台幣12億元）的營收。

根據壹傳媒的財報，2011年至2014年財政年度，壹傳媒每年收入超過30億元港幣（約新台幣108億元），但2016年後連續5個財政年度，累計虧損19.5億元港幣（約新台幣70億元）。而《蘋果日報》的銷售量從最高峰的50幾萬份，到2020年不到10萬份；員工也從5,000多人的高峰，降至2020年9月30日約有2,000位左右的員工（其中香港1,228位，台灣866位），現在員工不多於800人。

雖然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啟後，蘋果日報網站仍是港人追看的主流即時新聞平台，但同時，中國官媒開始鎖定並批判黎智英與他的媒體，《環球時報》就形容他是「大漢奸」、「亂港頭目」、「賣國者」、「被中國歷史唾棄者」。

2020年的5月29日，黎智英曾投書《紐約時報》，文章標題〈我的推文能威脅中國國家安全嗎？〉（Do My Tweets Really Threate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強調港版《國安法》將終結港人的言論自由，只能說中國政府容忍的話。

就在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落地後，8月10日早上約7時左右，黎智英因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勾結外國及境外勢力」罪名在家中被捕，而大約3小時後，達200名香港警察進入《蘋果日報》所在的壹傳媒大樓，進行長達8小時的搜證。2021年5月，香港保安局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黎智英所擁有的3間私人公司於當地銀行帳戶內的財產。

第二次大搜捕則在今年6月17日，港警在清晨6點多以同樣罪名，前往私宅或壹傳媒大樓陸續拘捕5位蘋果高層：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國安處更首次引用港版《國安法》獲得法庭手令，封鎖蘋果大樓為「犯案現場」，並進入機構搜查新聞材料和設備達5小時之久，隨後檢走了44部電腦主機和硬碟作蒐證；《蘋果日報》宣布接受員工可即日辭職。目前，周達權、陳沛敏、張志偉已獲釋，張劍虹及羅偉光則被港版《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拒絕保釋，二人須還押至8月13日再訊。

保安局亦在搜索蘋果當日，立刻凍結壹傳媒集團旗下3間關聯公司、共1,800萬港幣的資產，讓港蘋陷入財政危機。壹傳媒管理層一度向保安局申請解凍銀行資金未果，代表沒有足夠金錢繼續營運下去。

6月21日，《蘋果日報》在網路播出最後一集「9點半蘋果新聞報道」。6月23日，港警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再拘捕《蘋果日報》社論「蘋論」主筆、筆名李平的楊清奇。當日下午，壹傳媒集團各個頻道，包括《蘋果日報》、《壹周刊》、《飲食男女》、《果籽》等品牌，在各自Facebook粉專與官網留下告別聲明，表示「所有網站和應用程式，將在6月23日晚上11:59起停止運作，全部訂閱計畫亦即日停止續訂⋯⋯感謝港人的支持。在此別過，珍重。」

最後一夜，香港《蘋果日報》仍堅持印刷出最後一份紙本，數量高達100萬份，並出版12頁的特刊，以「再會，給香港人的告別書」為題，寫下最終篇章。24日凌晨過後不久，《蘋果日報》、《壹周刊》官網上的內容全數被移除，社群帳號如臉書粉絲專頁、YouTube都關閉。由於網站上已看不見壹傳媒任何內容，已有民間人士自主發起行動，或將最終刊紙本的各版放在雲端，或透過程式將歷年文章備份，供海內外讀者閱讀。

6月18日在香港股市中停牌交易的壹傳媒，在《蘋果日報》停刊後，復牌機會減低。根據《香港01》的報導，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規定，若主板上市的公司未能維持足夠的業務運作或資產，港交所便可根據指引決定是否能將其停牌或除牌；若主板公司因業務運作或資產問題而致連續停牌18個月，港交所可取消該公司的上市地位。有分析指出，在失去主要業務後，壹傳媒可能因業務或資金問題，遭港交所取消上市地位，又或因停牌超過18個月，而被取消上市地位。

「很心痛、很傷心，這幾乎是香港唯一一份，敢於向政府對抗、為群眾發聲的報紙。」朱小姐是蘋果達20年忠實讀者，自倒閉危機消息傳出後，市面捲起數次的搶購潮，她每次都排隊買下一份紙本以示支持。

在《蘋果日報》港聞組工作逾10年的資深記者朗峰（化名）表示，觀察到其他業界同行，在2014年雨傘運動、及在2017年6月立法會議員因宣誓風波被褫奪議員資格後，不少報紙都減少人手、或減少篇幅報導示威或抗議的新聞。他以悼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死難者、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作為例子，「蘋果是願意投放全公司人手和資源去做。由事前的人物訪問，到當天動員及部署等都報導，也到現場朴咪（現場訪問）不同年齡層及職業的市民。」

「以前公司與某些財團或地產商關係密切，不能報導它們的壞新聞，也禁止做反送中抗爭的周年回顧報導，」在去年8月大搜捕後才轉職至《蘋果》的記者心怡（化名）則透露，以前在親建制派的報社工作，經常要「掩埋良心」報導有利政權的論述，而且在反送中運動一周年後，只要是觸碰到「年輕人問題」，即便是軟性角度如「失業浪潮」也成了議題禁忌。她亦強調，針對一些批評香港警方的議題，建制媒體只允許固定同事處理，並大幅縮短文章篇幅，未能讓讀者了解事情的全貌。

「但在《蘋果》，只要你能向上司解釋到故事題目，你都可以做。」她預估到，《蘋果日報》倒閉後，最後一間親民主派的傳統報紙倒下，第四權報導異見、監察及批評政府的空間將愈來愈少。另外，據她收到的行內消息指，不少建制媒體高層即將禁止聘請從《蘋果日報》離職的記者，意圖進一步扼殺記者的生存空間。

《蘋果日報》遭受香港政府，或親中、親建制派勢力打擊的標誌性事件，除了近年兩次報館大搜查及拘捕集團創辦人及高層外；另外一次標誌性事件，是在2014雨傘運動爆發之際，報館遭到民間建制派支持者滋擾，甚至以肢體暴力直接干預出版自由。

當年，《蘋果日報》成為反佔領運動團體攻擊的目標，被批評報導「偏幫」（偏袒）及「鼓吹」佔領運動，更有《蘋果日報》突發記者在旺角佔領現場被途人襲擊。2014年10月中旬，報社一度連續數日被反佔領人士包圍，記者遭受匿名電話騷擾，網站平台不斷受到駭客攻擊。

當年的10月13日的凌晨時分，大量身穿黑衣、戴口罩的可疑人士，還有反佔領的婦人團體，堵塞壹傳媒大樓閘口，意圖阻止《蘋果日報》發行，迫著員工要派吊臂車「翻牆」運送報紙出街，而一群來自不同部門的港蘋員工，則守著大樓門口護送著幾疊報紙運送出街，同時與近300名示威者對峙。

一名不願具名的港聞記者阿嵐（化名）憶述，「當晚圍堵蘋果事件，感覺是『以肉身當車』，彷彿要親身在前線守著新聞自由，蘋果記者也第一次成了新聞主角，」她續說，沒想到數年後，反送中運動造成的威脅更大，逾百名《蘋果日報》員工被點名，個人資料被放在駭客網站上，「一天打10多通電話來滋擾，而且所有隱私，包括電話、出生日期、家人背景等，都可被任何人看見。」

而事實上，自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蘋果日報》幾乎全體員工，包括政治、靜態、突發、副刊、港聞專題等組別，都投入運動相關的報導中，全面覆蓋由6月兩次百萬人大遊行，一直到各種關鍵衝突事件，譬如七一佔領立法會、721白衣人元朗襲擊事件、831太子站無差別襲擊事件，到11月的中大保衛戰及理大圍城之役。

這份親民主派立場鮮明、直播流量高的媒體，吸引大眾在運動期間追蹤資訊，但與此同時，這也惹來《人民日報》標籤它為亂港「毒媒」，甚至在港版《國安法》落地之後，親中媒體《大公報》、《文匯報》在2020年6月的報導中，形容它為亂港勢力的「文宣機器」及「政治組織」，不久後《蘋果日報》報館遭到警方大搜捕。

記者心怡（化名）在《蘋果日報》結業尾聲加入公司，她不禁嘆道，在「蘋果末世」跑起了自己公司倒下的即時新聞，感覺非常荒謬；而資深記者朗峰說，在跑新聞時要拿取政府部門回應，由以往的「不作回應」到有時收到「不符事實」的回應，「已經不是恐懼的問題，是多年見證著很多顛覆價值觀的事情，精神感到非常疲勞。」他已經決定不再從事媒體行業，即使未來遇到合適的職位也不做，慨嘆要「當政權不再是暴政」時重投本業，才能發揮監察政府的正常職能。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表示，《蘋果》正式倒閉，意味著最香港會失去一份最敢言的報紙，「因為目前看來，它對政權及北京政府來說，最民主及最具批判性的聲音，」她強調，這一份異議報紙的象徵式死亡，亦預示著香港報界生態不再多元化，「特別是蘋果日報本來的讀者群廣大，代表大多數市民的不同聲音。」

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接受《BBC》採訪表示，事件反映在港府背後的北京當局，對香港象徵著自由、法治、言論自由等價值感到恐懼，因為對中共來說，這些價值是其存在的威脅（existential threat）。他說自己做港督時，香港就已有北京支持的報紙，「《大公報》和《文匯報》，它們出版謊言，但我們沒嘗試關閉它們，兩家報紙如今仍在運作。這就是生活於自由社會。」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早前則表示，對涉嫌危害國安的個人和公司採取行動，是依法打擊犯罪，維護法治與社會秩序的「正義之舉」，與新聞自由完全無關；又指「新聞自由不是免罪牌，反中亂港沒有法外權」。

香港記者協會在今年5月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顯示，新聞從業員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下跌，創調查以來的8年新低。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訂立和實施後，警方持續搜查新聞機構，也讓新聞採訪工作寸步難行。

國際特赦組織亞太區主任Yamini Mishra在事件發生後表示，《蘋果日報》的被迫關閉，是香港近代史上媒體自由最黑暗的一天（The blackest day for media freedom）。「該報因為出版批判政府的文章，以及報導國際對香港事務的討論而被政府禁絕，這是無法被接受地對言論自由的攻擊。」

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Dominic Raab）也在外交部網站公開發言，他明確指出三點：「香港官方強迫關閉蘋果日報是對香港言論自由無情的打擊」、「很清楚的是在國安法下的權力不是用來確保公共秩序，而是用來縮減自由與懲罰異議的工具」、「在英中聯合宣言（UK-Sino Joint Declaration）下，中國政府要保障香港的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中國必須遵守當初簽署時的承諾」。

港蘋在1995年的創刊社論「我們屬於香港」中，有幾段是這麼寫的：

「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尚有兩年香港的政權便要移交了，在這個時候辦報，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在世界的資訊走廊上，香港雖然只是斗室一個，但我們清明通透，時刻與整個世界資訊交流：每一分、每一秒都受到世界傳媒注視、受世界輿論監察。在舉世眾目睽睽之下，誰敢貿然對香港胡作非為？

我們有緊扣世界脈搏的靈通資訊網絡，優良的自由法治傳統，無數世界級的人才⋯⋯我們對中國和世界貿易發揮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權衡利害，中國能不讓我們有一個自由充裕的生存空間？」

在下了連場暴雨後的晚上，《蘋果日報》在香港關上最後一盞燈。被關閉的命運，映照26年前的創刊詞，難免令人感傷。中共與港府連番打壓香港的新聞自由，有良心的媒體與新聞人已難有棲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