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標誌著香港正走向一個全新發展方向,可以說是香港的歷史分水嶺2.0。而發生在1967年的六七暴動,則是香港戰後首個歷史分水嶺。這兩次都巧合地與北京有關。前者的結果是創造了香港經濟奇蹟,後者則是沉默大多數的政治覺醒,成為創建香港未來命運的共同體。
當沉默大多數發聲後又再次歸隊回到黃與藍、民主與建制的價值之爭。這種兩極價值正面交鋒,會為香港帶來怎樣影響呢?
「現在的香港,已不再存在沉默大多數。沉默已屬少數了,大多數人都已投了票。」一名親政府、成功連任的楊姓候任區議員慨嘆道。
反送中運動以來,政府、建制派以及警方,面對示威者和抗爭者,經常認為他們是小眾。即使在100萬、200萬人的大遊行後,以及民調多次顯示民間對於五大訴求,不滿政府、警暴的呼聲佔多數,政府仍指沉默的大多數支持止暴制亂。究竟何謂沉默大多數?
「沉默大多數」一般用來指三類港人,其一是基於個人利益考量。這類港人由於個人利益關係,擔心一旦表明個人政治立場後會為個人帶來負面影響,如一些需經常到大陸工作或作生意,或在香港的中資公司工作的人士。他們在權衡利弊後,「被迫」選擇沉默。
其二是忙於胃口奔馳的群體。這類大多草根階層,每日忙於工作和家庭生活,從不關心政治,只看重生活及眼前的事情。
最後是認為「反對也沒有用」的香港人。這類人為數不少,他們認為香港的一切已受中共操控,即使如何不滿、如何反抗,港人也無法以750萬的人對抗14億人的政府。既然如此,不如省些氣力,賺多點錢更實惠。
而政府與建制派一直所強調的沉默大多數的第三類,則是親中建制的支持者,他們認同自己中國人身分,相信中共政權,有些甚至在建制中獲得個人利益。
上述三類,被政府和親建制學者統一稱之為務實理性,渴望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香港沉默大多數。
不過,反送中運動自6月爆發後,這個一直是政府口中的沉默大多數群體,在歷經警暴和政府以強硬態度撐警暴後,也有變化和明顯覺醒。
30多歲的何小姐,是典型不關心政治的沉默大多數,「我這麼多年都沒有投過票,總覺得投不投都無所謂,也改變不了任何事。」她寧願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上。不過反送中運動爆發後,她開始問,「我們原有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基本法》都寫得很清楚,並承諾給予港人的,為什麼現在一下子全沒了呢?這不合理!我們原本所擁有的都被削奪了。」
區議會選舉當日,何小姐第一次行使投票權,她把選票投給一名不熟悉的泛民派候選區議員。雖然她明白自己的一票未必能發揮作用,但「做一點點好過不做。特首一直說她聽不到民意,我們現在就(用投票)努力要讓她聽到。想告訴她,我們不支持政府的做法,政府不可以當嚴重的警暴問題不存在。」
根據區議會選舉結果顯示,今年新增選票有150萬張。當中109萬人投給非建制派,得票由上屆的58萬張激增至今屆的167萬。其餘41萬人投給建制派,使建制派得票由79萬張增至120萬。也就是說,新增選票中,72%支持非建制派,只有28%支持建制派,顯示除適齡新增選民外,過往像何小姐般不投區議會選舉的沉默大多數,今次蜂擁而出反建制。
眼前的真相令周先生氣憤,也使他醒覺,建制派原來從未站在港人這邊,而是政府和北京的幫兇,「他們在香港,幫大陸推行送中條例,(基本法)23條,把香港弄得愈來愈亂。你是不是加深港人仇恨?建制派失去民意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香港人想用暴力。香港人其實很和平、很勤奮,大家互相照應。你看香港年輕人被警察這樣打法,只要有良知的都會走出來了。」
過往區議會選舉一直是建制派囊中物,此屆選前,政府和建制派仍然信心滿滿,以「一票制亂」為口號,要求沉默大多數投票支持建制派。結果,建制派崩盤式敗選。對此,周先生說,「政府整天說聽民意,區選民意結果出來了,你是不是應該聽民意呀,是不是要切實回應民意呀!」
不過特首林鄭月娥在回應選舉結果時,雖指「特區政府一定會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並認真反思」,但她也同時指出,「不少選民都希望透過投票展示對暴力的不滿。」選舉過後,首場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38萬人大遊行,依舊受到警方催淚彈的攻擊。政府的強硬態度與警方的暴力,並未因區議會選舉結果而有所改變。
不過在社會層面,區議會選舉卻是港人在歷經6個月反送中運動,政治全面覺醒的最佳印證。非建制派雖勝出選舉,但是泛民政黨、示威者和市民都清楚,這只是民主戰線的其中一條陣地戰,未來議會戰線和民間戰線仍要雙腳並行。區議會選後當天,代表年輕人聲音的網上討論區「連登」上,已有人呼籲要為下一場議會陣地戰的立法會選舉作出準備。
「這與北京和港府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政治學者指出,「如果說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那麼這次反送中運動和區議會選舉結果,就是香港歷史分水嶺2.0版,對香港發展有著深遠影響。上次主要影響香港經濟、文化,本地意識相對較薄弱,但這次是全面建立香港身份、香港價值的過程,包含了政治、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相較上一次,這次內涵更廣,影響更深遠。」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對事件作出檢討,認為必須調整管治香港的策略。接任的總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進一步推出全面的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成立廉政公署、提供9年免費教育、推出10年建屋計劃,經濟上奉行「積極不干預」的原則,以及文化發展等影響深遠的利民措施。使香港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由原本的輕工業轉型到以金融和商業為主的經濟型城市。香港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不過港英政府並未同時推出民主制度改革措施,一來避免觸動北京政治神經,二來亦有利於殖民統治。形成了港人政治上冷感,只著重追求經濟利益。
1980年代的民調正反映出港人這種心理。有相當大比例的港人,認為香港是個充滿機會的地方,而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亦為市民提供了公平機會,故市民應自力更生而不是靠政府救濟。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北京對港策略同樣以經濟利益為利誘,但政治上卻以逐步收緊的方式運作。由小圈子選出的特首,當選後首要關注的對象是他的「選民」,特別是一眾大財團,而非市民,以致經濟發展日益傾斜財團。每年亮麗的GDP增長數字背後,卻是屢創新高的貧窮人數增長。根據Wealth-X《全球富豪報告2018》公佈,在世界排名前五名富豪之都裡,淨資產達3千萬美元的港人有一萬多人,人數超越紐約、東京、洛杉磯、巴黎,雄踞榜首。但同一時間,特區政府統計處於同年公佈的香港貧窮情況數據則顯示,香港貧窮人口近138萬,貧窮率突破20%,亦即大約每五位香港人就有一位窮人。香港已成為全球發達地區中貧富懸殊問題最嚴重的地方。
九七前一直運作良好的機制,在回歸後卻逐漸崩壞,甚至淪為前立法會主席、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所指的「禮崩樂壞」的境況。港人,尤其年輕人向上流動的大門幾乎被堵死。
導演舒琪(原名葉健行)對此解釋道,「由港英政府過度到中共底下的香港政府,他們只有一個目的,而且這個目的很清晰,就是要把香港人變成一個個非常自私的個體,一個完全不關心別人、不關心社會的個體。不論政府、教育甚至社會氛圍,都在告訴我們最重要是賺錢,最重要是保住自己的利益。而對年輕人,則要求他們要好好讀書,找到份好工作、賺到錢。這種自私自利的觀念,在過往數十年根深柢固存在於整個社會,尤其是擁有物業的經濟受惠群體。」
香港近年雖然先後爆發2014年雨傘運動,和2016年魚蛋革命,但沉默大多數仍然未有所動。直至由反對《逃犯條例》修例所觸發的反送中運動,才出現徹底改變。舒琪指出,年輕人走出來是因為對香港有種很深的責任感,「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看到我們這麼多人的聲音未被聆聽,未被重視,所以他們決定走出來。即使他們為此而身陷險境,身體受到傷害,他們仍然想著要先保護別人而不是自己。這令我們大部份成年人都感到很羞愧,可以說是當頭棒喝。」
舒琪回憶自己在6月12日當天,在電視直播裡的示威現場,一個個戴著口罩的年輕人,令他感到非常震憾,「我一生沒看過一對對如此純淨、堅定、年輕的眼睛。這種堅定的眼睛,由六月到現在未曾退縮過。年輕人對責任的承擔較我們任何一名成年人都來得堅定、沉重,如果我們還未醒過來的話,真的是沒得救了。」
22歲的衝衝子大學生阿均說:「很鼓舞人心,可以說是幾個月以來較大喜訊,我們的聲音終於可以在議會層面裡發出來。選票的數量反映出我們年輕人對民主的渴求。」他認為,要達到最終目的必須多條戰線發展,議會路線和街頭路線缺一不可,「區議會選舉屬體制內,我們希望可發揮好最大的官方能力。而街頭抗爭是屬於民間的。兩方面相互配合贏面才大。」
過往一直隔在泛民與建制之間的沉默大多數,隨著區議會選舉落幕也已歸隊。香港社會似乎只有非建制派與建制派的黃藍對峙。有學者已對此表示憂慮,擔心社會撕裂會進一步惡化。阿均卻認為,修補社會撕裂本是政府責任,但政府不但不願意承擔責任,反而令情況持續惡化。他認為這反而是最好時機,讓非建制派區議員透過地區政績,把建制選民拉攏到黃色陣營,「如果議員能夠多聆聽,貼近民意,真能把地區事務做好的話,黃色政治光譜可以持續擴大,這也是我們一直想做的。」
戴耀廷指,非建制派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雖不能徹底改變香港憲制,卻能令「立法會轉變為一個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的重要堡壘。」他舉例,諸如《逃犯條例》修定草案,以及《基本法》23條,就不可能獲立法會通過。
同樣,特首選舉亦會出現變數。在1,200名選委選出特首的小圈子選舉裏,當選門檻需逾600票。過去兩次特首選舉中,梁振英只獲得689票,林鄭月娥雖「高票當選」,亦只取得777票。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坦承,北京現時能動員的選委僅僅過半。故過往在特首選舉中,117席區議會選委佔有舉足輕重作用。但今屆區議會選舉變天,使建制派僅餘15席。戴耀廷指,這個結果大大增加北京可控制議席的風險。但卻令民間在爭取終極普選之路,又向前邁出關鍵一步。
「和勇不分」是區議會選舉大勝的關鍵詞。勇武前線阿均指出,反送中運動做到遍地開花,而區議會選舉結果變相是在制度裏遍地開花,「如果非建制區議員能好好把握這個機會,把五大訴求的內涵帶到社區讓更多市民支持,那我們明年贏的機會就會大增。」
阿均指,像他這代年輕人,與上一兩代人的價值觀不同,「我們以價值作最主要考量,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公義這些香港核心價值才是我們所追求的,與上一代只追求經濟收入不同。香港人在經歷六個月來身歷其境的政治教育,大家都關注政治,堅持到現在,為的就是要爭取公平的選舉,公義的社會。」而他也知道,這將是一場持久戰,「抗爭是需要許多年的,要大家合力走出來一起做。像區議會選舉就是大家共同向前邁出眾多一小步的其中一步。現在,我每週都會出來,參與不同形式的反送中運動。因為大家都有心裏準備,這會是一場持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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