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的中秋夜，藝術家王天仁推著等人高的發光白兔，緩緩走在香港荔景區街道上。那是他手工製作的玉兔，趁著中秋月色上街，遠看像是玉兔自己遊街，街坊鄰居都為之驚豔。王天仁是藝術家、是老師、是綜合性空間「合舍」創辦人，他也是4歲女兒的父親。此時，他更為人知的角色是香港區議員候選人，11月24日將挑戰葵青區荔景選區，這也是該區首度出現非同額競選的情況。

11月8日傍晚，我們跟王天仁約在荔景地鐵站的行人天橋口。反送中運動超過5個月，天橋儼然成為連儂橋，貼滿各式反送中文宣，裡頭亦夾雜不滿建制派無作為的抗議，立場不同的文宣比鄰而立，看似也安然無事。這天是星期五，王天仁原本計畫街站派文宣，多接觸剛下班的市民。但當天上午，22歲學生周梓樂墜樓後急救5天仍過世，成為首位疑因直接警暴而喪命的犧牲者。

香港人悲傷極了，抗爭口號再從「香港人，反抗」轉變為「香港人，報仇」。距離區選投票日僅剩16天，許多參選人仍決定暫停選舉宣傳，紛紛取消街站活動，王天仁也是其中之一。我們遠遠看見他，他穿著素樸、一臉憂傷，坦言說自己情緒低落，「政府與人民間的矛盾愈來愈厲害，信任愈來愈沒有了。香港這幾個月分裂得很厲害，這是我比較傷心的狀態。」

41歲的王天仁從來不是政治人物，他是個藝術家，擅長用卡板等廢材做藝術品；長年著力於藝術教育，學生從幼兒園到大學生都有。3年前，他在深水埗大南街開辦「合舍」，希望在老舊社區裡打造一個自營空間，讓許多可能在空間裡發生，他們在裡頭策展覽、辦音樂會、開小書攤、辦電影放映會⋯⋯左鄰右舍都可以進來聊上幾句，如同「合舍」的英文名稱"Form Society"（建立一個社會）。

王天仁十多年來住在荔景區，是約15,000名區民裡的其中一人，就是生活在荔景坉的居民，如同香港人口中稱的「街坊」。但今年6月底，王天仁決定參選，從街坊成為參選人，挑戰20多年來無人能出其右的現任區議員。有媒體形容王天仁素人空降荔景區，對此，他則說：「我是素人，但不是空降，我們住在這裡超過10年了，就是一個街坊。更正確來說，我是浮出水面。」

而1,090名區選參選人中，出現許多政治素人，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各種年齡層，有中醫師、會計師、藝術家、社工、建築師⋯⋯等，甚至還有仍在學中的大學生參選。他們沒有政黨背景，透過網路討論與社區組織，展開「填白區」行動。臉書上亦出現「自由系－2019區議會資訊平台」粉絲專頁，為數十位政治素人做後盾，透過臉書、連登等網絡進行後勤支援、協調、組織、宣傳等工作。

王天仁便是其中一位參選人。今年6月底，他決定投身選舉，即便他從來不曾參與政治工作。為何從街坊化身參選人？他說起女兒，「我有一個小女兒，她4歲了。我在想，將來我能不能夠很理直氣壯跟她說，爸爸當年也有做過一些事去支持自己認同的價值，爸爸是有努力過的，」他稍稍停頓後又開口，「我要做一個榜樣。不能繼續躲起來說，沒事沒事，我們自己家庭好就好。這不是我認同的價值觀。」

另一個鼓動他的是身為香港人的自覺。反送中運動升溫後，王天仁感覺社會氣氛愈來愈對抗、愈來愈激烈，眼看年輕人們押上生命去投入，他開始問自己：「我是一個有家庭的人，我有孩子有爸爸媽媽有家庭要照顧，我也賺不了什麼錢，那我還能做什麼？」王天仁不想束手無策，他開始盤算自己能做什麼，還能如何參與並一點點改變社會，「選舉，可能是比較合適的方法。」

像王天仁這樣的參選人，還不在少數。香港藝術家工會發起人之一黃嘉瀛告訴我們，雨傘運動之後，整個香港很悶，彷彿一切都沒有希望，藝術圈也很低迷。但這次區選，藝術家開始意識到行動的重要性，工會會員就有3人挺身投入區選。而根據香港區選候選人提報的資料，其中十多名候選人申報的職業與藝術文化領域相關，包括藝術家、插畫家、攝影師與設計師等。

過去相對不受重視的區選儼然成為運動新戰場。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兼任講師梁啟智觀察，2015年雨傘運動過後，曾有一波「傘兵」投入地方選戰，包括朱凱廸等社運人士，最終結果仍無法翻盤，18個選區全由建制派拿下、議席比例過半，僅沙田、深水埗、西貢等3區差距在1至2席。但反觀今年，市民對於反送中抗爭者的支持程度遠高於後傘運時代，估計投票率也可能提升。

香港地狹人稠，18區內再有452個分區，當選與落選往往在幾百票之差，選舉規模類似台灣的里長。如何受到選民青睞？施以小惠便是方法之一。梁啟智舉例，香港有句俗語「蛇齋餅糭」便是形容政黨在非選舉期間派發的小恩小惠，過去指蛇羹、齋食、月餅、粽子，現在則衍生為禮品、郊遊、剪髮、拍證件照等「社區活動」，雖為人詬病，但卻是有效的政治動員。

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瑋熙也分析，香港區議會並非立法機構，區議員的權力也不大，因此過去投票率偏低。相對的，不斷做地區工作的建制派就較容易拿到票。但今年反送中運動正熾，區選因此成為關鍵戰場。「現在的選舉，基本上是一個社會運動。很多人投票，不是看參選人的政綱，而是看他們的立場，尤其是這次的選舉，會是非常政治的。」

袁瑋熙指出，「香港已經很久以來，所有的選舉都是社會運動來的。立法會裡面的辯論，也是社會運動的一個延伸。香港立法會權力非常受限，沒有提出私人法案的權力，所以大家在裡面的辯論，就是一種社會運動。」但區議會過去沒有社會運動動員的面向，直到2015年傘運後的傘兵參選，區議會正式成為一個戰場，「當在區裡佔有一個位置，就能把認同的價值傳播給基層居民。」

這是一場民主自救，也是香港人無法迴避的選擇題。這場香港區選選戰也延續反送中運動的精神：「be water」與「無大台」。不只白區被填滿了，參選人遍地開花，這些政治素人不一定會加入政黨，許多人以無黨籍背景參選，透過網路組織義工、組成聯盟討論策略，好比王天仁與4個夥伴組成「葵青傳承」，灣仔區10個候選人組成「灣仔起步」⋯⋯兄弟爬山、互相鼓勵，但各自努力。

灣仔知名的獨立書店「艺鵠書店」成員羅偉珊便是「灣仔起步」的參選人之一，將參選灣仔區愛群選區。從決定參選那天開始，她幾乎日日早起街站，希望成為社區居民裡常見的面孔。決定參選的契機，也是因為反送中運動。「6月12日，政府定性包圍立法會抗爭是暴動。但很多人受傷、很多朋友都不安，我們書店也罷工，但那天開始，就有很大很大的不安。」

羅偉珊學的是藝術，曾在挪威讀書工作，返港後進入「艺鵠書店」負責書店與藝廊經營。反送中運動開始後，她沒辦法安靜，「我每天都在想，是不是要繼續做展覽？搞一些小小的、只有幾十個人來看的展覽？我是做藝術的，我跟世界的關係是什麼？」但在艱難的時刻，大家都有個共識，「做好每個人能做的事情。」羅偉珊原本也是這樣想的，但不安仍在，某次藝術界開會時，夥伴們決定思考區選這條路，「那，我就一起吧！」

做書店與藝廊的人本是內斂，羅偉珊助選過，但參選是第一次，她日日街站，到處與居民聊天，知道市民面對著什麼問題。有天街站回辦公室途中，發現有老街坊把她的傳單貼在門口，「小小的動作，但我好開心。」整整幾個月，羅偉珊感覺到的是香港社會深深的悲傷，「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香港下個月還在不在⋯⋯有一點點聯繫與連結，就會很安慰。」

周梓樂過世那天，她無法再笑著街站，這才暫停日日必做的工作。再2日，她站回街頭，但靜靜地不說話、不派傳單，只帶了張牌子寫著：「我們再一起加油。」那一天，有比往常多更多的人跟她說「加油」、「繼續啊」，彷彿一種彼此的療傷。看見新聞裡有參選人給打了，她也不去想會不會害怕，「我就是覺得，沒有退路了。警察不喜歡民主，政府也不想要有選舉，我們不能不出來了。」

25歲的會計師梁凱晴也是素人，她是社區組織「觀塘願景」的成員，也是觀塘區月華選區參選人。10月8日那天，她在觀塘街頭拍政見宣傳影片，一陣風來，她手上的傳單被吹到馬路上，正等著紅燈想去撿拾，後腦勺瞬間被襲擊。個頭嬌小的她記得當時痛極了，她很快意識到自己被襲擊了，一回頭，襲擊者已跑開，她連對方長什麼模樣都沒看到。隨後是一陣暈眩，她撐著身體告訴義工她得回家。

回家後開始嘔吐，攙扶她回家的義工趕緊叫救護車送醫，後因腦震盪住院2天。母親奔到醫院探視獨生女，問她：「要不退選吧？」梁凱晴記得自己激動極了，幾乎是嚷嚷著拒絕母親，「我不會退選，我沒有犯錯。我退選，是助長他們覺得暴力是有用的，會有更多人受害。我要告訴其他人這個信息，暴力是不對的，我是在做一件正確的事，我不會怕！」

梁凱晴畢業自香港理工大學會計系，曾到英國交換學生，考上會計師之後，該是大好前程了，她卻選擇在6月投入選舉，同時兼顧會計師工作。起初，她只是社區組織「觀塘願景」的成員，她從小在觀塘長大，對觀塘有極深的情感。6月12日，反送中運動爆發第一次警民衝突當天，她人在民陣申請的合法示威區，但港警發出第一枚催淚彈之後，整個情況便失控了。

「我們明明是合法示威，那個區域有不反對通知書的，但還是被暴力清場。」也是那天，港府定性「暴動」，指示威者是暴徒。接下來的幾個月，有人犧牲、有人受傷，身為運動參與者，梁凱晴沒有再開心過，「我在香港生活了20幾年，一直覺得自己生活在很自由的城市裡。但突然之間，好像被掐著脖子，喘不過氣來了。」後來觀塘願景開會，號召人手「填白區」，白區肯定是不好選的，梁凱晴卻決定參選。

「我就是在想，除了可以出來遊行或文宣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做得到。我知道，選舉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時間非常近了。其實我原本只是想做義工啊，派派傳單、幫忙助選，但如果沒有人參選，義工也沒有用途。」素人變成參選人，她個性害羞，起初街站時面對大眾，讓她緊張得不得了，還得偷偷摘掉隱形眼鏡，「眼前什麼都看不清楚，好像比較不會怕公眾了。」

梁凱晴是個漂亮的女孩，宣布參選後，也直接面對女性參政的暴力。她記得有天正在公司結算帳目，私人手機號碼響起，話筒裡的男聲說：「妳要多少錢啊？」她一時愣住：「什麼多少錢？」對方又說：「跟妳上床要多少錢啊？」梁凱晴嚇壞了，匆匆掛上電話，發現自己全身發抖。還有更多攻擊從網路而來，有人說要潑她硫酸、有人罵她妓女，被襲擊後，還有人傳訊息給她：「妳不怕？那我拿刀割妳的面，不怕？」

怎麼可能不怕呢？梁凱晴說起母親，家人是她內心最柔軟的一塊，母親看著那些網路留言，對著女兒心疼得哭了。小時候，是父母親帶著她上街遊行，「我還記得反23條時，我才7歲吧，跟著爸爸媽媽上街。」參選初期，她不敢告訴爸媽，每天早出晚歸，媽媽看在眼裡、總是猜疑，還經常對她說：「妳不要去前線當勇武派啊。」她嘴裡虛應著，不敢說自己參選了。後來，爸爸甚至一度想辭掉餐廳經理工作陪她跑選舉，是女兒說服爸爸會有義工守護，爸爸才打消念頭。

與梁凱晴見面那天是11月11日，那是周梓樂過世後的第一個上班日，港人發起「三罷」並癱瘓交通，我們被卡在地鐵油塘站動彈不得，最後步行40分鐘到觀塘與梁凱晴見面。我們坐在商場裡採訪，幾乎所有的店都關門，一樓還有示威者聚集灑冥紙。沒多久，一陣騷亂，有市民告訴梁凱晴，防暴警察封鎖出口。再沒多久，一個學生記者中胡椒水，痛苦地跑到我們所在的樓層求助。

這已經是香港人的日常了。過去的5個多月，梁凱晴常常哭，她想不起來哪一天最難過，因為難過的日子太多了。「但看到年輕人出來，就是一個動力，讓我繼續。」梁凱晴說起22歲的周梓樂，她記得自己大三時參與雨傘運動，如今她已是上班族，但周梓樂卻沒有以後了。「這場運動裡還有好多中學生，他們都好年輕好有前途的，他們還是義無反顧衝到前線⋯⋯我想問，為什麼成年人沒有做好的事情，要他們來受苦呢？未來是他們的嘛！這個承擔是不公平的。」

會怕選舉取消嗎？「很多人說，1124會沒有選舉的。其實我覺得，只要一天沒取消，我們就要繼續下去。再這個時候，我們更要去告訴街坊，傳達我們的理念。年輕人出來不是要破壞香港，是為了香港有一個更好的未來。」即使香港政府像一扇怎麼敲都敲不開的門，她們還是不想放棄，「其實，成功，不是因為我們看見有希望才出來，而是我們要出來，才能看見希望的。」

素人參政真的有機會翻盤嗎？曾編纂《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袁瑋熙坦言：「我不知道區選結果會怎麼樣，但投票率肯定比以前高的，支持民主派的會走出來，不支持的人也會走出來。在議席上，泛民或民主派可能會比過去好很多，但會不會過半，還要觀察。」他也認為，對香港政府與北京駐港部門來說，區選結果也是一張成績單，「如果區選結果大敗，會影響到他們的『表現』。」

長期觀察政治與社會現況的梁啟智也認為，今年的區選已從一個地方的選舉，成為全港的立場公投，非常值得關注。「區議員選區非常小，如果足夠用功、街坊都看得到他，立場又認同，那是有機會得勝的。」他也評估，在上屆區選，西貢、沙田、深水埗3個大區的藍黃議席比例相當接近，今年也有可能翻盤。盤點過去香港運動史，選舉結果都可能因為社會運動熱度而鬆動，反送中運動是近年來各種運動的累積，將是民主派與泛民派最有機會勝出的一次。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則指出，此次區選結果會有非常重要的象徵，「市民搞了幾個月的運動，這個民意在選舉裡面，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體現？我覺得非常重要。從兩個方面來說，區選也是地區資源的爭奪戰，其次就是，整場運動裡面，民意象徵的意義是什麼？我們也很想知道，做了這麼多次民調之後，民調結果跟真正投票的民意，有什麼差異。」

從7月開始至今，陸續有參選人被襲擊，代表社會民主連線投入沙田瀝源選區的民陣召集人岑子杰甚至二度遭襲。專長中港台研究的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認為，「區選將是反送中運動的關鍵戰場，也考驗香港市民將做出什麼選擇。」林宗弘也研判，若投票率不如民主派或素人參政的預期，那代表港府的鎮壓是有用的。反之，若建制派一面倒敗選，將對北京造成極大壓力，「若港府仍繼續壓制，可能引發國際更大壓力，或是資金加速撤離香港、加速港人移民潮，整個城市將繼續惡化。」

倒數2天了，這場選舉真的能如期進行嗎？這個原本不該在公民社會出現的問號，如今卻是許多港人心中隱藏的恐懼，也是香港學者難以回答的問題。

反送中運動進入第6個月了，外界多認為，此次區選將是香港市民給特區政府的成績單，市民對港警愈來愈不信任，社會分歧也日漸擴大。

參選以來，政治素人王天仁深入社區，他曾直接面對區選民直球挑戰：「你支持警察還是暴徒？」他坦白說出無法接受警察過度執法時，也曾遭選民痛斥黑白不分，「但這就是現實，世界就是會有不同想法，如果社會一面倒，那才恐怖。」對他來說，有分歧的意見，就有溝通的空間，「所以我覺得，社區裡面這種包容性非常重要，對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各自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天橋可以張貼不同的意見。我希望，社會保有這種空間。」

近晚的黃昏了。這是一天當中的魔幻時刻，天色開始轉暗，夕陽穿過35樓高的大廈棟距間，從政治素人王天仁身後撒下。或許是感覺到身後雲彩變化，他起身打斷採訪：「對不起，請稍等我。」他拿起手機往欄杆走去，迎著火紅的夕陽，拍下眼前他生活十多年的荔景。我想起他才說過的：「我1978年在香港出生，最近幾個月，是我感受過最黑暗的時間，但也是看見最多光芒的時刻。」

「很老土的說，光明都是從黑暗裡面才找到的。年輕人的光輝、市民的互相幫助，對於這個家有強烈的愛，都是在最黑暗的時候表達出來的。現在如此黑暗，有這麼多壓逼，生命也有可能危險，但大家更願意去釐清什麼事重要的事情，努力去保護重要的事情，這些是香港不曾感受到的。悲觀的說，環境是愈來愈恐怖、愈來愈黑暗，但也因為愈來愈黑暗，這些光芒才更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