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下旬，黃仲立和布萊特（Brett）走進《報導者》辦公室受訪，一個西裝筆挺、一個雪白POLO衫，標準菁英族形象。48歲的黃仲立是醫美診所和SPA連鎖店的股東、53歲的布萊特是在台定居20幾年的外商老闆，2人都因攝護腺感染，被開給了「氟喹諾酮類（Fluoroquinolone，簡稱FQ）」系抗生素，用藥後出現各種身心症狀，在醫療管道找不到答案，轉而在網路藥害病友論壇「Floxie Hope」尋求諮詢，發現彼此都來自台灣而連繫上，一路交換經驗、相互打氣。

黃仲立和布萊特是台灣首度曝光的疑似「氟毒」受害者。

乍看行動自如、談吐正常，但訪談進行莫約一個小時後， 2人接連出現同樣的狀況：眼皮沉重、哈欠連連、肩膀下垂⋯⋯彷彿2具原本充飽氣的橡皮人開始「消風」。「我們的蓄電力很差，最多撐2個小時就斷電，」黃仲立如此形容。而這已是他一年多來，最好的狀態。

一年多前的黃仲立，人生「大停電」。他原本在台北、高雄投資經營醫美診所和SPA店，準備拓展到越南和中國，事業正要大展身手，卻在一夕之間，連房門都出不了，整日哭泣、甩不掉輕生的念頭。憂心的老父老母，把他帶回高雄老家，就近看顧。

當時我們首度採訪他，他形容枯槁、精神渙散，注意力也很難集中，問一句話，有時回答都無法連慣。海外投資當然已中止，還準備賣掉診所股份，甚至在草擬遺書，「我好像突然陷入一條又長又深的隧道裡，看不到出口、看不到光，」他形容。

黑暗從2018年3月一次攝護腺感染開始壟罩。前一年，他也曾經感染過一次，看診的醫師就是他的學弟，因為培養不出細菌，開了廣效性殺菌的FQ系口服藥給他；當時吃了一個星期，燒退了、似乎發炎止住了。但去年那次，口服藥吃了2個星期，微微的發燒一直沒退，3個月後住院，再注射了一個星期的針劑，「不知是否是劑量累積效應，整個爆炸了，出院2個星期後我簡直生不如死。」

飛蚊症、散光、牙齦痛、自律神經、運動神經都有狀況，外加憂鬱、躁鬱、記憶力衰退⋯⋯「我前前後後出現的症狀可能有30、40個，經常天旋地轉、不能出門，最痛苦時感覺每一個器官都在疼痛，而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全新問題出現，」黃仲立說。

學醫的他過去一直相信，自己可以掌控很多事，知道什麼治療有效、什麼無效，「但我自己遇到（藥害）後，卻是陷入一團迷霧中。」讀了一輩子西醫，卻突然有「西醫恐懼症」，不敢吃西藥、不敢上醫院，轉而投入生機飲食、螯合療法、幹細胞治療、花精、整合醫學⋯⋯一年來，試遍了各種另類療法、砸了上百萬，他承認自己是其實在「亂槍打鳥」，因為「沒人能告訴我該怎麼做？接下來會遇上什麼問題啊？」

CEO Syndrome，也是布萊特曾獲得的回答。

在康乃爾大學就讀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時，來台灣大學進修，布萊特對台灣一見鍾情，「台灣是很特別的地方，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卻保持著傳統儒家文化，人情味很濃厚。」一待20多年，娶了台灣太太、在台灣做起食品飲料的進出口貿易，成了台灣「新住民」的他，當然也和台灣人一樣，拿健保卡看病。

「台灣的健保真的很棒，但是，可能太便宜了，醫師太忙，只看病人、沒有時間去仔細看『病』，」布萊特說。

他和黃仲立就醫與發病的時間差不多，先後在兩家醫院治療攝護腺炎，第一家醫院開給了3天份的第一代FQ系藥物Pipemidic。因為既定的泰國公務行程出國在即，他原來醫師的門診時間搭不上，轉而去第二家醫院就醫。這次他拿到的是第二代的左氧氟沙星（Levequin），吃了12天藥後，一天走路時，他突然大姆指劇烈抽痛。一直仔細留存就醫及用藥紀錄的他，自行上網查詢，發現FQ系藥物近年警示很多，心裡就有些疑慮，返美時再給過去長年看診的醫師診治，「我的美國醫師看了我吃的藥（左氧氟沙星）很生氣，說它是最後一線才會用的抗生素。」

雖然在台灣定居，布萊特骨子裡是典型的美國人，酷愛運動，2年前因戶外活動時感染萊姆病（Lyme disease），「美國醫師認為，我的（攝護腺發炎）問題有可能只是因為體內還有萊姆病殘餘的細菌，有時隨著免疫力起伏出現，甚至是不必再用抗生素治療也可以。」

儘管立即停藥，布萊特形容，自己身體的能量像被抽掉一樣，「經常頭痛、眩暈眩、手麻、腳麻，容易疲倦，過去我非常喜歡運動和鍛鍊身體，工作忙到有點累的時候，也是藉由運動重新找到活力，但現在輕微伸展運動20分鐘，就要休息2、3天，」他說。

「他還常常突然莫名的啜泣，」布萊特的太太楊佳琦一回睡醒，發現枕邊濕了，轉頭看到布萊特默默在掉淚，「有時連說到好笑的事，他也會突然哭起來。」她覺得先生大大不對勁，上網找到了Floxie Hope病友論壇，「因為沒有醫師可以告訴我們，接下來會怎樣，只有在其他病友的經驗中，稍微了解可能的問題。」

大學修過生物遺傳相關的課程，布萊特面對自己的狀況，儘管十分沮喪、但保持理性，出現藥害後，在美國做了核磁共振（MRI），先確認「腦子沒有問題」。他認為，「FQ系的藥物，是穿透細菌細胞、去干擾細菌DNA複製而殺死細菌，那是不是藥物也會讓我們自己的細胞受損了？」

氟喹諾酮類（FQ）抗生素，從1962年第一代奎諾酮（Ｑuinolone）系列產品問巿後，隨著抗藥性及以副作用問題，逐漸推陳出新，1986年上巿的氟奎諾酮等於是第一代奎諾酮 再加了化學結構 「氟 」， 除了注射劑型也有口服藥，而且一天只要用一次，它更是廣效型抗生素，可以對抗肺炎鏈球菌和大部分革蘭氏陰性菌（Gram-negative）， 曾被認為是繼盤尼西林（Penicillin）、頭孢子類（Cephalosporin）抗生素後，最理想而夢幻的抗生素，全球年銷售額高達80億美金。

在台灣，用量也很驚人，估計一年有超過80萬人服用這類抗生素。衛生福利部核准口服、注射劑型之FQ系藥品許可證就有114張，奎諾酮類許可證則有79張，這相關系列最為人熟悉的就是環丙沙星（Ciprofloxacin）、吉米沙星（Gemifloxacin）、左氧氟沙星（Levofloxacin）、莫西沙星（Moxifloxacin）、諾氟沙星（Norfloxacin）、氧氟沙星（Ofloxacin）的「沙星系列」。其中，環丙沙星（Ciprofloxacin）是最成功的一個商品，藥害病友及社團才多以「I am Floxed」自稱。

根據健保署資料顯示，2017年健保申報資料，FQ系抗生素佔16億1,070萬元，為健保申報抗生素金額的第三名，用量1,693萬8千顆（支），平均每天就開出4萬6千顆（支），第一代的奎諾酮類的藥約用掉約2千萬元左右。

國際甚至還出現少數服用FQ系藥品後，永久致殘的嚴重個案。2018年6月，歐盟藥物安全監測與風險評估委員會（Pharmacovigilance Risk Assessment Committee, PRAC）罕見邀集專家學者召開公聽會，當年10月發布安全通告建議，應將部分第一代奎諾酮下架，對於其他FQ系的藥物，則建議不可使用在不治療也可好轉的輕度感染、反覆發生的泌尿道感染、或使用這類藥曾發生副作用的病人身上。

但第一代的奎諾酮是否應如歐盟PARC建議下架？李建璋指出，PRAC建議含有奎諾酮類抗生素從市場下架，影響用藥較大，美國和歐洲各國的藥監局，目前均尚未做出相關決議。但各國決議之前，歐洲藥物管理局建議醫師應將這類抗生素的使用放到較後線治療，或嚴重感染時使用。

李建璋認為，台灣必須更全面的考量這個藥物的利與弊，美國和歐洲抗生素管制得宜，肺炎鏈球菌對盤尼西林類藥物抗藥性低，但台灣即使社區感染的細菌，對盤尼西林的抗藥性都極高，全面停用可能對治療有立即威脅。而相對於盤尼西林，FQ系藥物具有實證可以短效口服治療、病人縮短住院天數，這對台灣醫療經濟影響也很大。

李建璋解釋，無論是FQ系抗生素造成的主動脈剝離或是肌肉、軟組織、神經病變等嚴重副作用，發生率都是十萬分之幾，而其確實為肺炎、泌尿道感染、皮膚感染帶來很好的治療效果，現階段建議使用上「慎選病人」，輕微感染應該避用，嚴重感染患者應避開高危群 。

如他的研究發現，FQ使用3天以上，恐增主動脈剝離等風險，這類抗生素使用通常為3到5天，當發現患者症狀改善，應考慮立即停用，此外，若使用60天內出現前後胸撕裂痛、冒冷汗或急性期意識混亂等症狀，應立即求診或急診，「醫師和病患都要知道可能的副作用，一有相關症狀要立即停用」。 他強調，「研究結果並非挑戰醫師的用藥，是希望提出警告，在使用上必須更慎選患者」，至於哪些人應避開此類藥物，也是目前團隊整著手研究的方向，「目前如果有其他可選擇應優先考量其他藥。」

一個夢幻藥物，為什麼如今蒙上「惡名」？

一名感染科醫師透露，「因為它太好用了，本來必須打針的病人可以不用打，只要口服用藥就好。大家都愛用，藥物也愈來愈便宜，醫師願意開、病人願意買，現今的問題是太多不恰當的使用造成的，讓民眾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受害。」

「我知道在美國大多數醫師，已經不再使用FQ系的抗生素做為第一線治療，台灣醫學界也應該有這些再教育的制度，更積極對抗生素使用可能帶來的傷害，」布萊特說。他和黃仲立，都是感染後第一次治療，就立即被開給了這個藥。

布萊特並不怪開藥物給他的醫師，也能了解「FQ」是強大的抗生素，治癒了很多感染症、挽救無數的生命。然而，現在也確實發現，這類藥物可能出現罕見、卻嚴重的潛在副作用，「醫師開處方的時候，應該要注意、也要對病人的狀況了解、掌握更多，抗生素不能當成糖果啊，它是有摧毀力的。」

「如果我生了重病，必須在治療的副作用和救命之間取捨，承受藥害也沒話說，但我生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病，它可能和我之前感染的萊姆病有關，只是它的部位有點敏感（攝護腺）、會讓我痛，如果醫師多問一下我的病史，其實當時的我甚至是可以不必用藥的，」這是布萊特最在意的一點。

抗生素要更精確的使用，有其根本的問題。一名醫師坦承，「很少人了解，我們用抗生素治療仍以『經驗療法』為主，絕大部分的感染無法有明確的診斷，只能以用藥當診斷，細菌培養除了成本問題、常常檢體取得無法很完美，檢驗不到細菌，只能直接先用藥物治療看看有沒有效果；有時就算檢查到細菌，病人也可能不會乖乖回診，這也是今天抗生素用藥導致許多負面問題的原因。」

台灣感染症學會理事長、台大醫院小兒部主任黃立民也承認，FQ系藥物使用方便、效果好，成為醫師愛用的藥物。但感染科醫學會早已建議，「FQ系氟喹諾酮類抗生素，不建議作為第一線用藥，也就是若有更好的藥物選擇，應優先考慮其他抗生素。」醫學會也有不定期舉辦醫師再教育相關課程，衛福部食藥署發現問題也會立即通知，但「確實不見得每位醫師均注意到每種藥物副作用的進展。」

李建章坦言，藥害的發生往往是十萬分之幾，要完全避免確實困難，尤其多數醫師使用此藥時，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碰到出現嚴重副作用的患者，確實不會因此改變其處方行為。他認為應做的是，「針對已出現副作用的病人註記，日後處方時更加小心，」若藥品已有「黑盒子警示」，或其他嚴重副作用警語發布時，醫院應建議一套藥物決策輔助系統，並且隨時更新。例如當醫師處方FQ系氟喹諾酮藥物時，就能跳出警語，哪些族群不能用，以及該注意哪些事項，作為用藥參考。

但就黃仲立和布萊特的狀況，國內醫師仍不認為與目前已知的FQ藥物藥害相關。黃立民表示，FQ系所引起的副作用，目前研究認為主要與抑制膠原蛋白，例如引起阿基里斯跟腱斷裂等有關，但從他們兩人（黃仲立和布萊特）的症狀看來，與目前研究不同。黃立民解釋，如同施打疫苗，打完疫苗後出現的任何問題，不能全歸因與疫苗有關，藥物的副作用也是如此。

李建璋則說，他確實在國外病友群網站上，看過與黃仲立和布萊特類似的狀況，但目前研究還並沒有這類因果相關的證明，「不過，醫師對患者服藥後出現的問題應有警覺，像布萊特出現疑似副作用後，美國醫師立即建議他停藥。」

所有已知的藥害，都是由未知的個案開始，而病人最痛苦的階段，就是無人理解的「未知」狀態。

布萊特和黃仲立都未申請藥害救濟──雖然經濟條件較佳，但不爭取救濟補償最重要的原因是「不願面對多一次的煎熬」。熟悉藥害救濟流程的黃仲立說：「我不想再重新被審問一次、再去面對那些最痛苦的時刻。」當然還包括，再一次「被否定」的無奈。

在Floxie Hope病友論壇上，全球各地的疑似FQ藥害病友大約9,000多人，其中在台灣有3人，除了黃仲立和布萊特，還有另一名才剛剛大學畢業的男生，他和黃仲立、布萊特都有「容易斷電」的問題，體力極差，畢業後一直無法就職。不要說醫師無法解釋他的狀況，連他的親友都不能理解，責怪他「太懶惰」，家庭支持度薄弱，狀況恢復較不理想。

由於FQ藥害往往不是在用藥第一時間就發生，不僅時間相隔很長、光是目前已確定的副作用都很多變，連醫師認知都不足、用藥的民眾更難做聯想，在台灣，或許還有更多潛在的FQ藥害者，根本不自覺。「事後我們家族討論起來才知道，其實我在美國工作的弟弟，也曾因肺炎住院時接受這類抗生素治療，出院後有一週時間，上半身發麻、半夜盜汗，當時也沒想到和藥物有關，」黃仲立說。

這個藥物可能引發的問題，還有多少？藥害時間多長？傷害是永久性或可以恢復？目前幾乎無人可以回答。國外有報導指出，即使是美國FDA，對FQ系藥物副作用的報告可能也只能掌握大約一成的病例。

「我也不知道，未來會是怎樣？我現在能做的，只是和Luke（黃仲立）互相交流，吃什麼食物好？什麼食物不能吃？可以用什麼保健食物，保護神經？一切只能靠我們自己一個一個去試出來；我們能做的，也只有試圖保持樂觀。」對剛剛當爸爸的布萊特來說，小Baby是激化他不能消沉的動力，「但是，自己會不會沒有力氣陪伴孩子？」儘管身體開始有好轉跡象，但憂慮仍時時存在。

「我們願意出來，分享我們的『不幸』，只是希望台灣醫師可以更警覺，一個藥物可能照顧了大部分的病人，但是不是沒有顧慮到少數病人受的傷害？謹慎一點，避免更多的人和我們一樣。」受訪完的黃仲立和布萊特，帶著消了風的身體回去，等待緩慢的充電，繼續承受與挑戰他們「未知」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