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COVID-19（亦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於中國武漢爆發以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一路上爭議不斷，從盛讚中國防疫有成、遲未宣布全球大流行導致各國防疫步調不一釀巨災，到祕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指控台灣對其人身攻擊，引發我國政府及民眾強烈反彈。在疫情已重傷全球的此刻，美國總統川普更在4月中宣布暫停資助經費，WHO儼然遇到成立72年以來最大的「合法性危機」。

曾經，隨著二戰後聯合國設立、在其下執掌全球衛生事務的WHO，象徵承平時期所有國家都享有平等一致健康權益的許諾，在改善發展中國家民眾健康上貢獻良多。其中最成功案例，是使天花在1980年完全絕跡，成為第一個人類從自然界根除的病毒。

在中國杯葛下，台灣政府從1997年推動參與WHO之路崎嶇，僅能在2009年到2016年，由總幹事邀請成為觀察員。而今我國防疫走出自己的路，WHO的功能與權威代表性大幅下降，看似與其距離更為遙遠，但在上世紀中葉，當這個國際組織正充滿活力地積極開展各個疾病的治療、預防、研究計畫之時，尚未退出聯合國的台灣，其實曾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1955年，一位名叫哈格里布斯（Ronald Hargreaves）的精神醫學專家，風塵僕僕地從瑞士日內瓦飛到馬尼拉參加WHO西太平洋區域會議，回程專程過道台灣，親自拜訪戰後凋敝小島上的精神科醫師林宗義（1920~2010）。這位WHO第一任心理衛生部長在國際期刊讀到林宗義從1946年到1949年，在島上的農村、小鎮、都市中，蒐集19,931位台灣人的診斷資料，廣泛調查不同生活型態中的精神疾病樣貌，感到大為驚訝且振奮──這正是戰後充滿樂觀精神，希望從各面向健康議題實踐「世界公民」理念的WHO想做的事。

哈格里布斯當面邀請林宗義擔任WHO的心理衛生顧問，當時幾乎沒聽過WHO的他，受到國外專家熱情褒獎與深刻共鳴，幾乎感到熱淚盈眶。從1955年9月起，林宗義首次出席日內瓦的專家會議，1965年正式受聘擔任WHO心理衛生小組負責人，展開全球尺度的精神疾病研究與調查，從此開啟了台灣與WHO在歷史上首度、也是唯一的交會。

成長於日本時代，留學東京帝大的林宗義，在戰後回台創立台大精神科，彼時台灣在精神醫學領域猶如一片荒漠。據他回憶，由於醫院屋頂在戰爭中損毀未修葺，若遇下雨，看診時需要護士一面幫忙撐傘一面看病，而日本人留下的圖書資料也幾乎完全泡水腐爛，在沒有同儕師長可請益的情況下，父親林茂生──台灣第一位留美哲學博士，當時也協助國府接收台北帝大，代理台大文學院院長一職──成為時常感到孤立無援的林宗義唯一的傾訴和請教對象。

1947年3月11日，林茂生被國府特務帶走祕密處決，成為228事件後被清算的諸多台灣菁英之一。面對家庭巨變，林宗義將悲憤轉化為探尋未知世界的動力。

「父親的死，卻反而使我覺得應該透過精神醫學和心理衛生工作，來解釋說明人類社會的矛盾以及人際關係的不合理性，並且假設有可能，決心願意為解決這些問題而貢獻我自己。」

他在1979年以日語出版的自傳《精神醫學之路──橫跨東西文化》中如此寫道。

正式進到WHO之後，林宗義充滿雄心地提出「精神醫學的流行病學及社會精神醫學10年計畫」（Ten Year Plan in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and Social Psychiatry），在日內瓦實際任職的5年期間（1965～1969），他猶如懷抱宗教使命感的傳教士，在世界各國醫療與研究單位間穿梭協調、整合資源，橫跨已開發到開發中的9個國家，包括英國、美國、丹麥、蘇聯、捷克、奈及利亞、印度、台灣與哥倫比亞，進行名為「精神分裂病國際先驅研究」（International Pilot Study of Schizophrenia, IPSS）的龐大研究，為精神醫療公認最棘手的精神分裂（台灣後更名為思覺失調）診斷的一致性做出巨大貢獻。

時移事往，隨著精神科藥物的開發與進展，以社會環境與人口調查為基礎的社會精神醫學觀點已經式微；而台灣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後，中華民國的WHO席位也在1972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就此無緣參與全球醫療衛生事務。但回顧過往無可磨滅的痕跡，遠去的哲人或可成為我們在今日複雜局勢中，參照的線索與指引的標竿。

（諮詢專家／香港大學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總監吳易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