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港府曾公布一組數字：從97年香港回歸至2016年底，香港共有150萬來自中國的新移民。這群人有的稱他們為「港漂」，而他們不知為何安放自己，是香港人？是中國人？有的則稱自己是香港的新移民。而他們在反送中運動裡也有角色。

《報導者》採訪了「一群在港大陸新移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聯署聲明」的發起人唐列俠（化名），她冒著風險第一次受訪媒體採訪。她說，之所以發起連署，是基於無處安放的歸屬感。

只是，其他人根本無法想像他們參與連署或反送中活動的成本，因為一旦被登記了身分，可能面臨從此流亡與家人隔絕的命運。

對港漂來說，這是一份怎麼樣如影隨形的恐懼？

6月12日的中午，張子鴿（化名）到達金鐘佔領現場，與兩個女伴會合。張子鴿會講帶口音的廣東話，兩個女伴則幾乎不會講，她們互相之間以普通話交流。張子鴿前一晚上考慮了很久，最終沒有穿黑色衣服，因為不想向外界明顯地強調自己是示威者，怕被盯上。

她們三個在示威區各處走走看看，主要留在安全的地方，中間遇到人群向後方傳話，索要物資，她們就模仿前面那些香港人的粵語發音，向外面大聲喊：「生理鹽水！」、「長遮！（長傘）」把信息向後面傳遞下去。

她們都是來香港讀書的中國學生（在香港語境稱內地生），然後留在這裡工作。

那個週日（6月9日），香港爆發了規模罕見的大遊行，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而就在遊行即將結束的當晚11點左右，特首林鄭月娥發表聲明，表示12日立法會會議對條例的二讀會如期進行。於是11日晚上，市民開始包圍立法會；12日早上8點，人群將金鐘立法會一帶的前後幾條街道佔領了。

在集會現場，她們三個商量自己能夠做什麼。肯定當不了前線的防守者。於是她們決定做見證者，希望能夠記下現場發生的所有事情。

張子鴿說，父母送她來香港，本身是希望她來一個不需要看人臉色、沒有潛規則、有法制的體系下生活。「來香港的一刻起，他們就打算讓我拿永久居民身分證。為了拿永居，我也犧牲了很多的可能性：我也不能再出國讀書，而且我是做技術的人，回國機會更多。但我留在這裡，就是因為權衡之下，覺得法制和自由更重要。」

「所以我生活在這裡，是為了得到一張能讓我免於恐懼、有基本自由的身分證。這個身分對我來說很重要。而《逃犯條例》會把我7年來爭取的東西全部抹掉。我不能忍受，」這是一種白色恐怖，張子鴿說。

張子鴿認為她的政治價值觀是在香港形成的。19歲那一年，學校老師給他們安排功課，她需要在YouTube上搜索影片，看了大量與六四相關的影像資料。這件事給她極大震撼：「如果他們能在這件事上騙我，他們在什麼事情上都可以騙我。」她上過佔中三子之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建民（註：因佔中被判入獄）的課，在校園的課程中，她建立了對民主、性別的基本概念。

張子鴿覺得自己是一個和平示威者，完全沒想過自己會被捕或者面臨威脅。

衝突從3點左右開始，而置身其中的張子鴿一無所知。4點左右，張子鴿和她朋友被擠到了中信大廈前的和平示威區，走散了。那個地方在幾個小時之前，還是老人和小孩休息的地方。警方三面包抄，把人群擠成一個前胸貼後背的豆腐塊，據她目測，那個狹小空間可能有1,000人左右。

人群高度緊張，無路可走，所有人都高舉雙手，標明自己沒有攻擊意圖。張子鴿覺得空氣混濁，難以呼吸，踩踏事件隨時會發生。她聽到民陣用喇叭向警方喊，我們這裡是已申請過的和平示威區，你們沒有權利清場；又告訴他們，這裡已經沒有退路無法動彈，希望不要再往前推進。

話音剛落，警方就往人群中發射了催淚彈。

所有人都在哭，叫，罵。張子鴿當時覺得自己會死在這裡。這時人群開始鬆動，有人跑了出去。她也開始跑，跑，找到自己的同伴，一直跑進地鐵站。離開現場，她們相擁而泣。

後來她才知道，前方有記者大聲和警察交涉，才讓警方在添美道開了一個出口給示威者撤退。大約4、5天後，反應過來的網民們開始搜集這半個小時的影像資料，尋找警方以催淚彈左右包夾上千名市民的證據，並稱之為「中信圍困事件」。那可能是612全天最危險的一段。

曾經幫助她學會民主和自由的香港，如今把槍口指向她。會覺得失望嗎？

「政府讓我失望，但人民讓我驕傲。」

6月16日，張子鴿和她的朋友再次走上街頭，匯入200萬的遊行人群中。除了要求政府撤回法例等，她也要求對警隊過分使用暴力的行為進行徹底調查。

對《逃犯條例》反對熱潮，幾乎前所未有地團結了香港所有派別的反建制力量：無論是被認為是「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傳統泛民、相對更新生代的自決派、被認為更加激進的港獨派，甚至是平素一些傾向支持建制的保守意見。網民戲稱這一次反對浪潮為「大和解」。

在這一片浪潮中，有一個聲音一度引起關注。6月1日，在大量的連署聲明中，一份「一群在港大陸新移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聯署聲明」。聲明表示，修訂《逃犯條例》將對香港「構成嚴重而不可逆轉的破壞」：

「我們來自中國大陸，在大陸的生活經驗令我們明白，中國的司法體系完全服從於共產黨的利益，在黨權大於國法的基本事實下，我們不可能相信中國式法治。」

第二天，香港《蘋果日報》用頭版全版報導了這一份聲明。

事實上連署的發起人之一唐列俠（化名），已經來港10年左右。一開始會發起這份連署，完全是基於無處安放的歸屬感。

「大部分新移民來到香港，這裡自由的紅利，你不可能沒有感受到。我不信《逃犯條例》對新移民沒有觸動。不可能。」

唐列俠在網上看到不少連署，很多有以中學校友會為集合，令其感覺到「香港人在這些連署中找到了自己各種社區身分」：「這個形式本身挺動人的，這個人在各種社區中自發組織，發布意見，就像香港真實社會的折射，這個社會的各個有機部分都出來，看得出這是主流社會的大動員。」

但唐列俠馬上和其他新移民一同分享一種共同感受：在這個連署浪潮之中，自己簽不下任何一份連署。

「我所在的到底是哪個群體？我能以什麼身分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這是最本能的反應。」一開始唐列俠也是抱著看有沒有發起一個新移民聯署的心態，等了一陣發現沒有。「有點著急，這麼大的群體在這個社會裡沒有聲音。這個感受非常不好。」

於是她與幾個朋友「鬆散地分工」，「超級不嚴肅地搞了出來」，搞出一份大陸新移民的連署。

在連署發布之後，那種「大和解」的氣氛也籠罩到新移民群體中。這一點與這幾年的運動都有所不同：事實上，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時，有一個叫「內地生撐香港」的Facebook粉絲專頁，也有很多中國學生私下支持。但唐列俠記得，當時外界對此並沒有多少關注，更鮮有媒體報導。

「雨傘運動中大家瀰漫著一種『我們被你們中國人辜負了』的情緒，而到旺角事件的仇恨情緒更重。整個雨傘運動，包括後來2016年的旺角魚蛋事件，仇中的氛圍都是很濃的。」

然而唐列俠沒想到，這一次，就在他們發布連署不久，各大媒體都出了報導。

過往難以避免的排外情緒，在這場運動中幾乎不存在。「《逃犯條例》是會讓香港的邊界消失的。當邊界消失時，說白了你們就是命運共同體。這時候搞區隔，還有啥意義？」唐列俠說。

這次連署所受關注，也讓唐列俠意識到這份簽名的效果：新移民出來反對就像一面鏡子，對於修例的反對更有說服力，而香港人也需要這種表達來驗證「今日大陸明日香港」論述。

但即便如此，對於相對更傾向民主自由的新移民來說，在自如地表達觀點之前，依然面對著身分認同和恐懼兩個問題。

香港八大高校收錄中國學生已有多年歷史，根據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等近年統計，每年都有一萬餘名中國學生修讀各級資助課程。2017至2018學年，這個數字是約1.2萬人；2016至2017學年，同樣有12,037名學生來到香港。如果對比十多年前，2003至2004學年，這個數字是2,849人。

張子鴿的經歷是內地生典型的一類，香港成了他們建立政治價值觀的窗口、甚至自由意識的啟蒙。然而這幾年，唐列俠接觸到不少新來港的學生，發現由於仇恨氣氛的濃厚，他們不再受到香港這方面的影響。「他們還沒來得及看到一個自由世界，先看到一個充滿歧視的世界，直接就把那扇門關上了，進入了一種『你們香港人了不起啊？』的狀態，沒什麼對話空間。再讓門重新打開，讓他們理解香港情緒背後的困境，就很困難了。」

唐列俠以前經常以敘述或文字的方式，面向新來港的學生講述香港故事，嘗試傳遞多一些理解。後來唐突然意識到，這雖然很重要，但依然是「自外於香港」的：「我仍然是以一個異鄉人的視角，作為一個舊的來人告訴新來人這裡是如何的。」

「我現在覺得，我憑什麼？這就是我的香港啊。我的行動就是香港的行動。我就可以定義這座城市，我就是這個城市的一分子，我才不管別人怎麼定義呢。」而發起連署就是在這個脈絡下作出的決定。

在起草時，幾個朋友陷入了討論：我們這個身分到底叫啥？內地生？港漂？這已經讓人討論半天。「一開始說『在港新移民』時，大部分人是不喜歡的，」唐列俠說，「因為新移民這個詞的刻板印象很重。」但後來覺得，無論選哪個名字，都「太躲閃了」。

「新移民確實是這群人的最大公約數，」唐列俠說，「這個身分本身是中性的。過去不論是它被建制派試圖拉攏到官方那邊去、還是被本土派試圖汙名化，這是一個客觀的身分。你可以為這個身分重新定義。」

而當聲明發出來之後，唐列俠覺得這是最好的選擇：「大家能堂堂正正用回這個詞，是最好的感受。」

然而哪怕解決了身分認同的問題，新移民的發聲成本之高，恐怕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根本無法想像的。

連署發布後，有朋友給唐列俠留言，說心中很支持，但因為恐懼而不敢簽；有的人說想了一晚上才簽上了自己姓，並千叮萬囑希望保護好自己的身分。唐列俠說，內地來港的青年如果要表達自己或者參與運動，承擔那種恐懼成本，「比起香港人來說，大得不是一點半點，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對她來說，倘若參與什麼活動，被登記了身分，可能面臨從此流亡與家人隔絕的命運，這是無法承受的。「一旦有這條邊界在，這種恐懼感是如影隨形的。我也會走到運動現場，但我根本無法走到最前。」

而這種恐懼，近幾年的增長非常真實。那些剛來一兩年的年輕人恐懼感更大，令唐列俠感到意外：「去六四維園會擔心（空中）無人機會有人臉識別，去合法集會都要戴口罩⋯⋯」這種恐懼感在這幾年的增長非常真實，唐認為也與中國大陸的政治氣候有關。

「6月9號遊行我聽到了好多普通話，這種和平的方式讓他們感覺比較安全吧；12號那天，我有年輕的朋友去了，第一顆催淚彈在他身邊幾百米處爆炸，就坐地鐵回家了，一路都在哭。能怎麼辦呢。」

唐列俠認為，恐懼是限制新移民表達自己的最大原因之一。

中國新移民的政治取態如何，不同的論述、研究，一向爭議較大。2016年，香港政治學者馬嶽等曾發表論文，表示超過6成本地出生的人都傾向投票予泛民主派，但中國移民投票予泛民的比例則只有41%。不過這引起不少爭議，有學者質疑相關調查的結論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因為對數據不同的排列和解讀能得出不同結果。例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峰就將同一組調查數字重新排列後，指出其實更顯著的結論是有高達32.8%的新移民在投票時是「不確定」會選擇建制還是泛民；而中大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就批評結論「危言聳聽」，因為論文最後其實有另一重要發現：「後九七」的移民，並不比本地出生人士更加不支持泛民，但不知是基於立場抑或其他原因，對於這一發現，作者並未作過多說明，只是輕輕帶過。

而事實上，這一次《逃犯條例》的修訂，連不少政治上可能傾向保守的中國年輕人，也同樣選擇反對。

「這種政治活動我不會參與，」來港讀書、工作如今已8年的賀齊（化名）表示，他沒有去9號的合法遊行，更不可能去12號的非法集會，但他「內心有桿秤」。

但《逃犯條例》不一樣。他相信，《逃犯條例》修法的通過，對他個人會有影響：「即便有些東西我觸碰不到，但這個條例會增加我潛在觸碰到某些東西的風險。我不去觸碰不代表它對我沒有影響。即便我不去觸碰紅線，但紅線已經畫出來了。」

儘管他沒有前往9號的遊行，但他覺得整個遊行完成得很好，某些地方甚至讓他覺得感動。而至於12號的機會乃至此後的衝突，他則覺得警方的行為沒有任何問題。

《逃犯條例》修法一度改變他的投票意向。看到建制派的自由黨出來表達態度之前，他曾覺得需要保證反對派的議席，投給反對派。而如今見到自由黨的田北辰「還能出來說幾句話」，他覺得建制派還是可以考慮一下。

在6月16日規模更大的遊行之後，林鄭月娥向市民道歉，並表示政府已停止立法會大會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並無重啟程序的時間表，不過聲明中依然沒有撤回字樣。

張子鴿說，她未來會在生活中繼續做這三件事情：首先是抵制建制餐廳和品牌，她最近不會再去大的連鎖商店消費。第二件事是，她想通過更多交流，「例如派傳單」，來把理念傳達給同溫層以外的人。第三件事是，她想做記錄。她想用鏡頭和筆去記錄更多的東西。

賀齊依舊不會參與香港的政治運動，他說原因是「我不期望通過我個人去改變、或者達到什麼目的，但會以第三者的角度去看這個社會的發展，根據它發展的方向，來判斷自己該怎麼應對。」

而如果修例通過，他可能會考慮離開香港。

而現在回望那份聯署，唐列俠愈加覺得「新移民」這個詞，選對了。「我覺得這個身分是一個政治身分，不能迴避與否認，不能假裝不存在，它就在這裡而且被各種人騎劫、定義，它代表著我們在這個城市的政治身分，不管我們本人願不願意。」

「我不喜歡被叫成新移民、香港人，我認為自己是個自由人。但是這就是社會看待你的政治身分，而這個身分有你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當你要去為它正名的時候，其實不只是為了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