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的餘聲——自殺者遺族的漫長旅途
2017.11.18
台灣自殺率在2001年首度達到每10萬人中11.7人，此後未曾低於全球平均（11.4人／10萬人，根據2013年WHO報告），更在2005年和2006年連續兩年達到每10萬人中16.6人和16.8人，在全球自殺版圖中列入高自殺率國家之林（≥15人／10萬人）。因應自殺率居高不下的問題，政府在2005年設立自殺防治中心，但至今每年依舊有3到4千人自殺死亡。
對於自殺議題的關注，絕大多數僅停留在自殺者身上，化作研究統計數字、成為媒體標題下的悲劇或傳奇，但在每個棄世而去者背後，都站立著更多不被看見的生者，猶如無聲的影子，他們被烙下永遠的印記——自殺者遺族。
每年11月的第3個週六是「世界自殺遺族關懷日」，《報導者》走入三位自殺者遺族的世界，透過不同階段的哀傷歷程，看見掩蓋在迷思與禁忌下的真實經驗，他們分別錄下「現在的自己」對逝去親人說的話，邀請讀者留駐聆聽，那些不因死亡而被切斷的生命連結。最後，我們從自殺防治專業者的觀點，探究現階段自殺者遺族支持體系的諸多挑戰與可行模式。
贖罪與共存
夏雪
年齡：33
職業：大學行政人員
姊姊6年前自殺過世
當葉青於2011年自殺過世，人們才逐漸知道除了歌仔戲天后，這個名字也屬於一位詩人。過世後出版的兩本詩集每年再刷，每隔一段時間，詩句就會在網路被轉貼、引用，書寫在城市一隅的玻璃牆上。雨水、太陽、雲、風、影子、橘子、麵包⋯⋯生活化的意象穿透抽象詩句，像是通關密語，直達敏感的青春愁緒。
「每當在臉書看到有人分享葉青的詩，我都會按讚。看到這麼多不認識的人，共感葉青的情愁，我好想跟她說，如果還在，就會發現這世界上很多人懂妳。」夏雪感嘆，葉青過世後，她聯繫出版社、協助修訂稿件，把原本只發表在BBS個人版的作品出版成詩集，完成姊姊念茲在茲的心願。
對夏雪而言，那是贖罪。
與姊姊同住一個屋簷下的記憶，是夏雪生命中最好的時光。大學時的葉青交友廣闊、興趣多元，住處像是文藝沙龍，各路朋友往來談詩論藝、品茶酒咖啡，讓還在讀高中的妹妹大開眼界，「有許多朋友，尤其是女同志朋友來家裡，她們都和葉青一樣有才華，令我崇拜，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很支持同性婚姻。」夏雪笑著回憶。
一路考上北一女、台大，離家上台北唸第一志願，是葉青遠離傷害的方式。連同哥哥，三個孩子從小就在父母婚姻破碎、言語與肢體暴力下長大，「雖然姊姊成績好較少被打，可是精神傷害沒有比較少，每天看著父母吵架鬧離婚、質問孩子要跟誰，甚至上演社會新聞中的暴力脫序行為⋯⋯在那個階段我們都被迫面對太多，不是任何小孩可以承受的事情。」夏雪說。
大二時葉青第一次躁鬱症發病，家人要妹妹北上同住照應。生病後，如太陽般耀眼的光芒逐漸熄滅，在他人眼中漸漸崩壞的生命，卻拉近了過往只能遠望卻不可及的距離。姊妹倆每晚聊天長談，訴說笑容背後的痛苦經歷，成為彼此的心靈支柱。
但因罹病無法承受太大壓力，葉青再難達成父母望女成鳳的心願，重複陷入研究所落榜、工作與感情不順、再度發病的循環，「對一般人，或葉青本人來說，她的人生最高點在考完大學後就結束了。從生病的那一刻起，是一路向下、沒有終點的下坡。到後來甚至沒辦法獨立生活，要持續接受父母的金援，這讓她感到非常挫敗。」夏雪說。
父母的關注與資源大多給予兄姐，帶給夏雪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加上對於姊姊病情的疲憊，夏雪在大學畢業後選擇到高雄獨自生活、逃離一切。
「離開中北部的導火線，是和父親起了口角，他衝口要我滾蛋，去投靠我母親。我回想一直以來為這個家、為葉青付出那麼多，但卻一點也不被珍惜，只因為沒有姊姊那麼優秀，就像垃圾一樣被隨便拋棄，這讓我很傷心，不想再和家人有聯繫。」
葉青在世上最後兩年的日子，夏雪大部份的時間沉浸在線上遊戲的虛擬世界，組隊打怪忘卻沉重的現實。從心理到物理，都與姊姊保持遙遠的距離，曾經相依為命的手足，成為陌生的旁觀者，「最後幾個月，她曾打電話給我試圖聊天，聊在台北生活的景況，她問我，『可以回來嗎？』我說沒有辦法。我不想再受傷了。」夏雪說。沒想到這一別就是永遠。
葉青留下的遺書中，唯一提及的家人，只有妹妹。如果詩集有一天出版，要將版稅給她。看到一無所有的姊姊，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仍掛念著遠走他鄉的妹妹，夏雪無限自責。逼自己處理完詩集的出版事宜，她陷入生命的幽谷，白天強迫自己出門工作、維持社交，夜裡邊哭邊整理與葉青有關的回憶，時不時萌生隨姊姊而去的念頭。
「自責是很痛苦的事情，到一個程度會覺得活不下去。為了不要過度責怪自己，只好責怪家人⋯⋯結果就是我沒辦法原諒自己也無法面對家人。但我還是想留下來為姊姊做些甚麼，彌補我在她人生最後那段時間沒有陪在她身邊的遺憾，於此同時，也必須做一些事讓留下來的這段路沒有那麼痛苦。除了推廣姊姊的詩集、保留她存在過的痕跡，我也想知道，以同樣方式失去家人的人怎麼撐過來，因此在網路上找到『自殺者遺族』這個詞，才明白我不是孤獨的，這世界上有很多人和我一樣努力著。」
葉青過世兩年，2013年夏雪與現在的先生相識、結婚，對方的理解與包容，讓她意識到要為另一個人負責，不能再把想死這件事放在心上或掛在嘴邊。此外，她一直記得，葉青生前的友人，透過網路傳來的話語，形容哀傷如同雪崩，痛苦地讓人難以呼吸，但如果努力往前，有一天它會變得越來越小，像一個小小的雪球，可以放進口袋，帶著它走下去。
夏雪想對姊姊說⋯⋯
葉青，我親愛的豹比，生日快樂
今天是你的生日，永遠的32歲，算一算已經比我小了喔
我原本還以為我撐不了多久呢，沒想到走著走著，也過了6年
你應該知道我結婚了吧
上周有拿喜餅去山上給你，紅豆蛋黃麻糬鴛鴦餅，是你最愛吃的口味
現在不用怕吃多變胖了喔
我的婚紗照，想必你也看過很多次了吧
如果你還在，一定會用很誇張的語氣，跟你朋友炫耀你妹有多美多正多可愛吧
我真希望能親耳聽到你的稱讚與祝福
親愛的豹，過去幾年，我時常在心裡跟你說對不起
對不起我沒有好好保護你，陪你到最後
當然我也有點怪你，把我丟下來，獨自面對這個世界
但現在我更想跟你說的是謝謝
謝謝你曾經那麼愛我
不管世人，或是家人，如何定義我
在你心中我始終是最好的妹妹
因為你是如此珍惜我，並且真誠對待你的朋友
所以到你走後這麼多年，你的朋友都還把我當成親妹妹一樣關照著
謝謝你，豹比
謝謝你曾經是我最好的姊姊
以後也永遠都是我心裡最重要的人
愛你的雪。你的豬仔
當恐懼再現
李翌如
年齡：36
職業：服務業
母親11年前自殺過世
自從養了6年的寵物兔「巧巧」生病，每當下班坐上捷運，李翌如就會心悸、手抖，愈接近要下車的那一站，她愈害怕回家。
雖然看過數間動物醫院，醫師都說只是輕微的皮膚病，另外檢查出子宮病變，在年紀大沒結紮的兔子很常見，不必緊張，她仍遏抑不住巨大的恐慌與焦慮，擔心巧巧在家裡會不會出什麼狀況。
恐慌感漸漸擴散，在辦公室常因主管或同事的幾句話，情緒極度低落，必須躲進廁所，下班一回到家淚水就彷彿打開開關，哭到疼痛脫皮。
當罹癌並重度憂鬱症的母親自殺去世時，她卻沒有流太多淚水。「一直到去年我哥才跟我講，很多親戚在背後說為什麼自己爸媽過世都不會哭，好冷血。」李翌如苦笑著說。
那年她大四，某天清晨父親邀母親去公園運動。父母罕有結伴出門的時光，這是最後一次。
兀自坐在椅子上看報紙的父親，回過神來已經找不到母親的身影，家人四處搜尋未果而報警，中午接到派出所通知，在河邊發現一名符合家屬描述特徵的屍體，疑似跳橋輕生。
「看到警方的照片，我爸跟我哥傷心的反應非常大，我卻完全相反。以前會跟別人說那是因為我還沒有接受，後來自己的解讀是，知道她這樣不痛苦了。」李翌如說。
她不害怕讓別人知道母親自殺過世，卻不願回想前面的過程。身為母親生前的主要照顧者，她每天背負著精神壓力，看著化療和精神科藥物帶來的強烈副作用，以及壓抑而苦悶的生活，用盡氣力卻絲毫無法減輕至親從肉體到心理的痛苦。
在過世前的一次嘗試自殺未遂後，她晚上會把母親的房門打開一個縫，自己睡在客廳，夜裡一直醒來，以確保母親沒有跑掉或出事。
「沒辦法跟任何人解釋，沒有相同經驗的人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每天一覺醒來，旁邊有人一直跟你說，拜託讓我死，一直重複她有多麼不快樂，你會覺得，究竟可以給她什麼？真的就是送她去死嗎？」
大部份親友的反應仍是疑惑、不能接受，「我爸說:『奇怪，追蹤檢查都很正常，化療不舒服我知道，但為什麼不舒服到會想死？』那是沒有人有勇氣跟他講，是因為你啊！」
祖父早逝，李翌如的父親把守寡三、四十年、照顧公婆與養育諸多小孩的祖母當作妻子的理想典型，可是身為老么的母親，從小不用做太多事，無法符合丈夫的想像與期待。不快樂的母親曾經帶著李翌如參與加宗教活動追求自我認同，有一陣子晚上聚會頻繁，父親為此不滿發生爭吵，甚至將母親鎖在家門外。
「在我看來，他們完全是兩個不一樣的人被硬綁在一起，有時問我媽要不要離婚，她說過很經典的話：『我是為了你們兩個小孩』。從外面看，我爸一切正常，工作負責、無不良嗜好、無外遇，不構成大家覺得的離婚條件，那個年代沒有個性不合這件事。」李翌如說。
因乳癌而切除淋巴後，由於手臂沒力，李翌如都要幫母親洗澡，一面洗母親一面向她道歉；雖然程度不同，彷彿連結起她現在的狀況，陷入恐慌與憂鬱的這一年來，也在不停地向他人道歉。
11年過去，生病的兔子再現了當年的恐懼。
「會害怕一個生命交在我手上，那是我可以控制卻失控的事情，擔心眼前生命隨時都會消失。自殺者遺族最常被問到，你們當初為什麼沒有阻止他？就算別人跟你說他們懂，也沒有用，就是覺得自己沒有照顧好。」李翌如發現自己身心狀況不對勁後，去年8月前往精神科就診，現在仍固定每月一次到醫院做心理諮商，透過與心理師的對談，一步步從家人關係與自身性格釐清問題的根源。
鮮少和她討論母親自殺的哥哥，則在今年主動報名參加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開辦的 「自殺者遺族說故事團體」，開始向她分享其中的所見所聞。從小疏離的兄、妹、父三人，經歷過針鋒相對的過程，終於隨著時間可以平心靜氣地聊天，李翌如甚至偶爾會陪父親上市場買菜，只是能重新相處的時間才4年多，父親就突然倒下猝逝。
隨著辦公室座位旁的同事突然自殺離世，加上個人經濟上的壓力，憂鬱的霧霾這陣子將她重重困鎖，藥物失去了效果、旁人加油鼓勵的話語背後，流露出對心理疾病的不解，自己沒有存在必要的念頭揮之不去。李翌如有時望著乖巧的巧巧，多麼希望牠有一個更好的「僕人」。
李翌如想對母親說⋯⋯
媽，好久不見了，妳好嗎
我在去年2016年也得到憂鬱症，是從恐慌症轉移而來的
原本我以為自己按時吃藥就能度過這個關卡，但是我失敗了
今年不但好幾次復發，強度還一次比一次重
9月份就寫了4次遺書，跟很多人道別
因為我真的活得好痛苦、好無助，覺得自己是全世界的禍害、累贅
把你們留下的遺產花到精光，還負債讓哥哥扛，真的覺得自己很該死
可是仔細想一想，我有什麼臉可以死了去見妳
我好像連死的資格都沒有，只能活受罪，留在世上繼續折磨、繼續痛苦
媽，如果妳還在，我是不是就不會變現在這樣
我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存活
對未來也沒有期待，我可能就單身一輩子了
如妳所願，不會被婚姻綑綁
媽，我好想妳，11年了，依然好想好想妳
一生的對話
游賀凱
年齡：36
職業：中學輔導諮商中心組長
父親32年前自殺過世
從心理系課堂到研討會分享實務工作經驗，當游賀凱這幾年在一些不同場合讓自己的故事現身，總有少數一兩個人在會後靠近他，打開緊閉的黑盒子——自殺，無論自身意念或親友遭遇，這禁忌般的話題幾乎沒有任何機會與其他人討論。
在彼此共感的安全狀態中，才能問、才能講、互相回應困惑。彷彿一種儀式，留下聯絡方式後，游賀凱會將他的碩士論文寄給他們。
「人們只問死者能否安息，但我更在乎的是還有知覺、還有痛感的生者。可是這件事情很貧乏，當我們談論自殺，都是在談防治自殺，在這個系統下面，常常就變得是在處理問題。可是我們會說上話的這些人，有的跟我一樣有過想死的念頭。能不能，我們不用馬上跳出來說『你不應該想要自殺』；親人自殺過世的人，也可以說出他的經驗，不用有人跳出來說『你不要那麼難過了』。」
游賀凱小時候會恨父親，為什麼要把他留在這個世界，也想過，自己一定不夠可愛或做錯了事，爸爸才會自殺。父親在他5歲就離世，生前種種早已不復記憶，唯獨那「相互虧欠」的情感，橫亙著他直到大學畢業的人生。
「體貼了生者似乎就評判了死者的作為，包容了死者似乎就背棄了生者的哀慟，你要怎麼辦？」
這猶如進退失踞的為難，在他決定以論文書寫碰觸家族不願提起的傷口，訪談親人以重建對父親的記憶時，更加難以承受，「他們不只是資料取得的對象而已，還是我的親人，想知道更多，碰下去大家又會難過，這有點殘忍。」
被獨自留下來照顧兩孩子的母親的怨懟、爺爺對於兒子期待卻失落的憤怒、奶奶用台語形容的「肝腸寸斷」，他無力改變，但對於年輕的家族成員而言，因為寫出來，這成為不需藏起來的秘密，建立起嶄新的關係，「至少開啟了我們回到『有自殺的生活』，既然是生活，就應該是想談就可以談。」
當生命經驗能被直視，遺族也看見身旁生者家屬的自責、不解、難過、痛苦、恐懼⋯⋯，在此之前，這些情感在社會中無處安置。因爲沒有成功地防止自殺，因自殺死了親人的群體，是自殺防治下的「失敗者」。
寫論文的過程中，游賀凱嘗試調閱父親在精神科就診的病歷資料，輾轉用電子郵件聯絡上當年的主治醫師，對方除了對20多年前自殺過世的病人不復記憶表示遺憾，還在回信的最後善意的向他提出就醫建議，但他沒有需要就醫的建議，他覺得那好像在說遺族是生了病的人。其實，「對於你父親的去世，我感到難過」，足矣。
在尋找父親的路上，他並不是沒有想過，做下最後選擇的原因，但當每個人只能在有限心智與詮釋觀點找到一個說法，所謂的理解，很可能只剩「誤解」。
因此即便完成論文，看似與已逝父親進行了深刻對話——「互不相欠」，用游賀凱自己的形容，他仍清楚自己並不明白父親在自殺瞬間或之前，到底在想什麼、為什麼做這個決定，「我26歲寫完論文，他在35歲走時，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一位女士的先生，我知道我跟他完全不同，離能夠真正理解他的路還那麼遠。」
但這件事已不再僅是傷害，而是定下了一個錨，為他測量生命的刻度。
從事學生輔導工作的他，接觸懷有自殺意念的學生時，能夠知道，在最後的那個時刻來臨前，還可以有多少努力的空間；身為帶著相同血脈，在家族被期待的男性角色，面對生涯的不同抉擇，他時刻留意會不會進到類似父親的困境裡，「像拿到一個功課，可是做不完，不是不會寫，而是一題寫完又一題。」游賀凱如此描述身為自殺者遺族的意義。
年滿36歲的游賀凱已經超越了父親在世上的年歲，他也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以前會與父親在想像中對話，遇到困難的時候會想，那你會怎麼做？但現在過的每一天，他的人生從來沒有機會遇到。他已經比我年輕了。」
他最近的功課，是跟孩子談死亡。
當他們在電視生態節目中看到動物死亡，游賀凱自然地對4歲的大兒子提及父親之死，「那你爸爸跟這些動物一樣去了某個地方嗎？」還無法理解什麼叫自殺的孩子，天真地問到，「我說對，他應該跟牠們在一起，『那你會不會想你爸爸』，我說會想，兒子說：『我也會想你』。」游賀凱說。
游賀凱想對父親說⋯⋯
爸，有一天，如果我們相見
我會想，你會對我說什麼
我會問，那一天我大學畢業典禮
在草地上對天空伸出手，想要握著你的手
你，有沒有看見
我會問，那一天我碩士論文通過後淚如雨下
覺得這輩子對你有交代了
你，有沒有看見
我會問，那一天我和太太在林田山下的教堂結婚
我和你所有重要的親人都齊聚一堂
你，有沒有看見
我會問，那一天你的孫子平安出生，我抱著他，想要讓你也摸摸他
你，有沒有看見
爸，那一天在出差途中的三萬英呎雲端，我就好想看見你
會不會，要真的等到那一天，我們才會相見
我希望那一天，你對我說，我都有看見
我會說，這好多的事情，都是為了你的孩子，還有我的孩子做的
然後，我就好想聽見你說
我知道...
你並不孤單——
自殺者遺族的團體治療模式
自殺者遺族的團體治療模式
這群被留下來的人，在1970年代首次被美國自殺防治中心創辦者，開創現代「自殺學」（Suicidology）的心理學家史奈曼（Edwin S. Shneidman）稱為「自殺者遺族」（Survivors of suicide）。
Survivor，「倖存者」之意，傳達出自殺者遺族猶如歷劫歸來的人們，面對全新的生活，卻已被災難性事件烙上無可磨滅的印記。
「自殺者將其心理的骨骸（psychological skeletons）放置在遺族情緒的壁櫥（emotional closet）裡，他審判了留下來的倖存者，得處理許多負面感受，深陷在參與了自殺行為實際或可能角色的想法，或者無能阻止。這是極大的重負。」史奈曼曾經寫道。
與因疾病或意外事故身亡者親屬的經驗大不相同，親友自殺比其他類死亡的影響更難面對，困惑、無助、憤怒、恥辱、被遺棄、罪惡感、強烈而持續的悲傷⋯⋯各種複雜的情緒交織纏繞，或者陷入長久的沉默，「冰凍」在自己的傷痛中。
最大的原因是，找不到意義。
「人遇到事情總想問：為什麼？他殺可以怪兇手，自殺要去怪死者嗎？還是怪自己？『主客關係』變得非常不確定，就算看到遺書，絕大多數的自殺理由，都是我們事後想出來的。更深層的意義受到衝擊，人生被解構了，有時甚至危及自我的生存價值，使得部分遺族也會產生自殺意念或行為。」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主任方俊凱說。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精神醫學部／自殺防治中心主任方俊凱
史奈曼主張，每一人自殺至少會影響周遭6位親友。他並開創出「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的方法，運用類似田野調查的方式訪談自殺者親友，解讀日記、遺書等相關檔案，重建自殺者的生命史，被譽為自殺研究的里程碑，他最著名的案例是參與1962年瑪麗蓮・夢露的死因調查，最後做出自殺的結論。
近30年後，此一研究方法首度運用在台灣，現任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鄭泰安，從1989到1991年在東台灣完成116名心理解剖案例，從中發現，自殺死亡者的一等血親當中，有自殺行為的比率比一般人高14%，有家族自殺史的風險也較一般對照組高5倍。
自殺防治框架中，「不合身」的親友關懷
由於較高的自殺風險，對於自殺者遺族的關注，大多集中在自殺防治的面向。台灣的自殺防治策略中，針對高自殺風險者的「指標性策略」即明文提及「自殺者親友的關懷」。專責自殺高風險個案的關懷訪視員（自關員），常在工作現場遇見此一族群。
誰是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員？
台灣自殺率從1990年代中期逐年攀升，進入國人10大死因之林，並於2005年達到高峰（標準化自殺死亡率每10萬人16.8人、死亡人數4,406人）。面對自殺問題愈趨嚴重，政府於2005年成立自殺防治中心，2006年建立自殺防治通報系統，2009年補助各縣市衛生局聘任自殺通報個案關懷訪視員，透過電話或家訪的介入，提供即時關懷或資源轉介。目前該職務與精神病患社區關懷訪視計畫同屬衛福部底下同一方案。
「自殺防治很像打仗，要在緊繃的節奏與情緒中很快做出反應，不管好言相勸或威脅利誘，用盡一切方法先降低個案的自殺風險；相對來說，遺族的節奏很緩慢，悲傷的情緒帶著很多愧疚，需要耐心等待。」桃園市生命線協會社工督導陳冠伶說，她擔任自關員的經歷超過5年，近年接觸到遺族時，發現這群人迥異的特質與需求，在現有的自殺防治框架中，十分「不合身」。
「由於遺族服務跟自殺防治綁在一起，所以也只能用現有的量表檢測，可是那些問題是針對自殺企圖者設計，睡得好嗎？會不會很緊張？會不會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這些可能只是一角，卻無法反映出遺族會有的悲傷、自責等情緒，常覺得問起來很奇怪。」陳冠伶說。
目前自關員在面對個案時，多會用俗稱「心情溫度計」的簡式健康量表（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BSRS-5）進行初步評估，這套量表背後依循的是精神醫療的篩檢概念，情緒感受經過量化後一旦超過某個範圍，就需要進一步由專業心理諮商或醫師協助。
「當他的家人兩個小時前才跳下來，我們要打電話過去說些什麼？而人家才剛要百日，我們3個月的結案時間卻已到來⋯⋯在與遺族接觸時充滿各種尷尬、疑惑與害怕，導致後來大多僅形式上的打電話或傳簡訊，很快結案。面對這種悲傷情境時到底要怎麼辦？大家還沒有準備好。」陳冠伶說。
意識到此一族群的特殊性，桃園市生命線協會在去年申請聯合勸募的經費補助，專責服務自殺者遺族，這幾乎是全國僅見。陳冠伶坦言現在還在練習怎麼與遺族互動與回應，過程中有的情緒暴怒、有的沈默不願再提、更多的則是道謝婉拒。從今年1月到10月，她陸續接觸了60多位遺族，至今還保持聯繫的有14位。
從故事的共鳴中 重新建構意義
今年8月，她邀請遺族聚在一起，訴說、交流彼此的經驗，因為各種因素，能踏出家門的並不多，儘管最後只有6位出席，在連續兩天的活動裡，經由曾帶領相關團體的社工引導，讓她親眼見證只在教科書上看到的「普同感」。
「他們剛好都有一樣的經驗，有一個人描述孩子死掉時的狀態，另一個人就會回應說，對，我孩子死掉時身體也是這樣⋯⋯因為這件事很難對外人說，在那個房間裡講出來，發現居然有人可以知道我的一些些感受，別人也有類似的痛苦、自責，不是只有自己做得不好。」陳冠伶提到。
此一團體治療模式的「原型」，正式名稱為「遺族說故事團體」，源於方俊凱在2004年前往美國「死亡教育與諮商學會」（Association for Death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ADEC）觀摩學習引進國內，並於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每年舉辦至今。
自殺者親友對於自身經驗普遍難以啟齒，要如何促成信任關係，進而連結與凝聚起這個群體，是帶領說故事團體的首要考驗。
「把禁忌都打開，不要批評、不要建議、不要安慰。」馬偕醫院自殺防治中心諮商心理師周昕韻強調，她是遺族說故事團體的引導者，「很多人一開始會抗拒，或者只願意講編造的情節，但當參與者發現，說了這麼悲慘的事情，居然沒有人批評，而且得到很多回應：『其實我也有這種感覺』、『當時我也很氣』、『原本認為應該關心我的人反而這個時候遠離我』、『當時我們家儀式也辦得很隨便草草了事』⋯⋯一講出來怎麼大家都很像？活生生的夥伴就在面前，不再孤單一個人承受這些感覺。」
以往專業者通常站在相對高的位置，案主的角色比較弱勢，需要被幫助，但透過說故事的敘事治療——屬於1980年代後期由美國發展出來的「後現代心理治療」取向，顛覆了這層關係，相信意義是在當事人身上，重視其主體性。
專業者的角色並非解決問題，而是不預設立場地從旁陪伴與提供意見，周昕韻形容是用「共鳴」一起工作，「講到難過的地方，我也會跟著一起落淚，如果關掉情緒，就太遙遠了。但除了接納他們的失落與悲傷，更重要的是幫助練習如何尋求改變，比如幫他把沒說出來的心情點出來，或針對這個故事再多一些著墨，一開始也不太懂，幾年下來，才知道我們做的是『重新建構意義』的過程。」
自殺防治與遺族關懷的矛盾
然而，當自殺防治訴求的是「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自殺者遺族卻需要學習接受與理解，親人選擇自殺是自由意志的展現，專業者夾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中，常常充滿矛盾與衝突，很難定義出一個既有的方法與模式來服務自殺者親友，因此多年來幾乎沒有其他的機構或團體願意長期投入相關領域。
「大家認為自殺是件不好的事情，但若已經發生，無法改變，祝福逝者，才能讓活下來的人更好過。」現為全職媽媽的呂欣芹說，她曾參與馬偕自殺防治中心於2005年的成立，擔任方俊凱的助理，身為自殺者遺族的她，使得許多有同樣處境的人前來尋求協助。結合自身生命故事以及其他遺族的訪談，呂欣芹與方俊凱合作寫下台灣第一本以自殺者遺族為主題的專書《我是自殺者遺族》，歸納出自殺者遺族會出現的心路歷程，並具體指出可行的療傷路徑。
呂欣芹從自身經驗與訪談其他自殺者遺族中，歸納出6種普遍會出現的情緒，它們的先後順序不固定，是一種持續發展的過程，若能完成右邊的情緒調適，就能避免陷入左邊的各種危機。但每位遺族的經驗都是個別且不同的，這份圖表只是提供一些方向，幫助遺族強烈複雜的悲傷找到著力點。（資料提供／呂欣芹）
雖然同是從事遺族輔導工作，兩人對於能否「祝福」自殺者這件事，最初卻有很大的歧見。如果尊重親人的選擇，似乎也就贊同了自殺行為，甚至間接增加遺族的自殺風險，因此站在自殺防治的立場，雖可同理，卻不能同意，遑論祝福。
「大部份所謂的專家，他們都沒有真正經歷過，但如果內在反對，你的同理是假的。」呂欣芹強調，「同意死者自殺，就是幫助生者控制悲傷，與悲傷共存，人會變得堅強，儘管石頭一樣重。我跟方俊凱說，先分辨你現在面對的是什麼！遺族面對的百分百是個死人，沒救了！同意他死，因為已經死了。就像盡了一切醫療努力都無效的病患，送進安寧病房後，醫生不會急救一樣。」呂欣芹說。
自殺個案關懷訪視員也是「專業者遺族」（ Clinician Survivors）
「馬偕自殺防治中心直接投入這個領域的工作，除了服務遺族、防止下一個自殺的可能，同時也是支持團隊的成員。」方俊凱說。
每個自殺防治的工作人員或多或少都會遇到個案死亡，成為「專業者遺族」——這是方俊凱於2006年參加美國自殺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首次聽到的概念。
2001年，他升主治醫師的年代，適逢台灣自殺率連年攀升，短時間內接連著一波波自殺潮，見證著許多病人自殺死亡，「最久只維持14個月無個案自殺，有一年，平均每個月死掉一位。從理性上知道自殺有其病症與現實生活的關聯，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會想是不是少做了什麼，是不是之前藥物給的不足、關懷不夠，所以才會自殺？造成自己在現實與理想狀態中各方面的衝擊。」方俊凱說。
在自殺防治網絡第一線的自關員，往往承受與累積最多也最強烈的創傷。
「有同事才跟個案見面，過了一個週末，再聯絡就是配偶詳述其自焚身亡的場景，『你不是才答應我的嗎？』，新進的同事崩潰地喃喃哭著，才活生生在面前的人，一下子變成這副德性，難以承受之下立刻離職。」曾擔任兩年台中市自關員的吳姿儀感嘆，身為團隊中最資深的成員之一，見到身旁一個又一個剛畢業、懷抱助人熱誠的年輕人，滿是傷痕的離開，甚至在心中留下一個不願提起的過去。
目前的自殺防治工作與「精神病患社區關懷訪視」合併成一整合型計畫，每年由衛福部撥預算給各地方衛生局，以專案外包的方式委託醫療院所或民間單位，聘任自關員執行自殺個案追蹤與關懷的服務，即使如台北市由心理衛生中心自聘，仍是一年一約，薪資福利缺乏保障、專業成長空間有限，大多只能吸引剛畢業的年輕人任職。
深陷在黑洞的自殺者，有時連經驗豐富的心理諮商師或精神科醫生都難以幫上忙，但在現今的自殺防治策略中，所有被「通報」的最高風險個案，都落在全國126名自關員身上，許多才剛出社會，在沒有健全的心理建設與專業訓練的情況下，快速被消耗殆盡。
從中央、地方再到執行單位，自殺防治工作經過「層層轉包」（包括自殺防治中心都是委託民間的憂鬱症防治協會辦理），連帶的也將責任專業委外，缺乏整體與長遠的規劃，更使得第一線的自關員，猶如手無寸鐵的士兵，在一個又一個緊急案件中疲於奔命。
「自殺防治中心的角色大多只是搜集一些數據，每年辦活動喊口號，和第一線有強烈的斷裂，常跟我們說，有問題就轉介，但要轉介去哪？都沒有明確的指引。很多單位對於我們是誰，在做些什麼，都還很不了解，比如當個案要自殺時，聯絡警方破門，仍然常常被拒絕。」陳冠伶直指自關員目前工作上處處掣肘的現況。
客觀的勞動條件不佳，前線人員又得時時面對個案死亡的巨大壓力，對現階段自殺防治工作等同雪上加霜。
吳姿儀在兩年的自關員工作中親身接觸200多個企圖自殺者，有時個案打電話來說正站在頂樓準備跳下，得一面與其保持通話安撫情緒，一面請同事聯絡警察、定位地點，又或是在訪視的過程中，遇到情緒失控的個案持菜刀從廚房衝出來，與同事嚇得連鞋子都來不及穿地拔腿狂奔到大馬路上⋯⋯
「我幸運地沒有遇到個案自殺身亡，但心裡總是擔心，有天若碰到該怎麼辦？當個案真的自殺走，自關員也會產生類似自殺者遺族的情緒，但工作的責任只能讓他們忘記受挫，傷口依舊在那裡。」吳姿儀說，那時她平均每月手上有60個案，並得花許多時間頻繁出外訪視，沒有任何時間與空間處理緊繃的精神壓力，並對無力照顧受創的新進同事而心懷愧疚。
鑑於自關員因工作緣故而頻繁感受到類似遺族的心境，馬偕自殺防治中心在今年底特別針對這群專業工作者，舉行「專業者遺族」的說故事團體，每位參與者分享一件死亡個案的故事，如同自殺者遺族在安全、封閉的空間裡彼此訴說、聆聽，把平時沒有機會處理的內在情緒再拿出來好好梳理。
新北市自關員李宛融在11月初週末舉辦的團體中，講述一位「工作」兩年的個案——同時也意謂著參與他生命最後的兩年，看著對方因案底被家人放棄，常以自殺未遂住院仰賴醫療人員的照顧，以此表達與人產生連結、獲得關注的渴望。儘管李宛融持續轉介其他資源，盡力幫助他不要過度依賴醫療，狀況好時可以工作回到社區，但今年2月個案再度入院，她透過系統紀錄得知急救失敗。而前一天他們才通過電話。
「是不是在那通電話裡，沒有好好談怎麼做？這是我當下的反應，也是大部份自關員遇到個案身亡時，常有的自我質疑。」李宛融說。當死亡長時間如影隨形，挫折與無力就是這份工作不可免的一部分。在團體中，眾人一直分享著，只要做到能力所及的事，這樣的過程就足夠，至於最後的選擇，只能尊重並給予祝福。此外，長期承擔他人生命累積下來的疲累，從心理層面影響到生理，常出現手抖、肢體麻木的現象，因此「自我照顧」也成為工作者的主要課題之一。
「有時候我們會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覺得對個案付出很多，但謙虛一點想，有時候他好了，並不是我們做了什麼，反過來看，最後走上這條路，也並非百分之百都與我們有關。自殺的成因很複雜，環境對個案的求生意志有很大影響，自殺的想法跟蒲公英一樣，一直吹又一直來，重要的是，要讓他們知道，怎麼面對自己的意念。」李宛融表示。
近距離貼近生之暗面的遺族和專業工作者，與悲傷及失落同行，在漫長的路途中，若有更多機會彼此訴說與傾聽， 或許更能走過沉重困難的生命經驗，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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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張子午
設計 ｜ 林珍娜
攝影 ｜ 曾原信
影音 ｜ 余志偉
P M ｜ 陳貞樺
工程 ｜ 曾涵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