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掠奪就沒有未來？從日本、挪威看台灣困境

暗沉的綠橘色鐵繡沿著船身蔓延至甲板、走道，攀上艙門，船長的駕駛台覆蓋厚重的灰塵，舉目所及是四散的漁網、作業的手套，一股臭蜆味揮之不去；這曾是船主用幾千萬打造的漁船，幫他賺進斗金，養活好多人家，如今像是一個破落靠岸卻沒人打理的旅館，只剩一位顧船的爸爸桑爸爸桑是所謂「顧船的」船工，多由6、70歲的老大哥擔任，並身兼外籍漁工保母。24小時吃喝拉撒睡都在船上，就近監看船上一動一靜，隨時通報船公司。看守，電台裡飄盪著1990年代的流行歌曲。時間像凍結在某一刻。

走在基隆正濱漁港邊，林恒文帶著我們快速穿梭如搭著時光機。他指著船，解釋著每艘船不同的近況：「這艘快一年沒出港了、那艘準備重新油漆⋯⋯2000年時，這裡船滿滿的，密密麻麻，凌晨兩點大家都在『喊魚』（買賣魚）了。」

「這馬完全無仝囉！」（註）台灣閩南語，意思是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

漁港風光不再，老舊的鐵殼船停航，綁在港邊。少數進港維修與整補的拖網船和延繩釣船上，中國船長帶著印尼船員正在補網。

68歲的林恒文捕魚資歷50年了，有輪機長執照。在基隆正濱和八斗子漁港，還留在產業裡的台灣人，好幾位都像他一樣60歲起跳，他說：「船長和輪機長老早斷光了，斷層接不起來。留下的是我這樣的老大俥輪機長。了，我們飯碗早就被搶掉。」他的身高因年紀有點倒抽，但身手仍算矯健。

林恒文還在等待出港的機會。即便那機會越來越渺小。

20年間，台灣漁業人才幾乎全數被替代，不論是北邊的蘇澳、基隆，或是南邊的前鎮與東港，留下來的台灣船長和輪機長，多數是上了年紀的老俥老船長。

他們之所以有「利用」的價值，只因台灣的法規要求漁船船長必須由台灣人擔任。但法規形同虛設，船上真正掌舵的是外國人，台灣船長和輪機長成為一群「出借」自己執照的老人，讓船東得以「掛牌」的工具。

這種操作在業界行之有年，俗稱「頂票」與「放港」，意思是有執照的台灣船長上船「頂票」出海關後，在外海被「放港」下岸，再由其他便宜又年輕的外籍船員替代2017年遠洋漁業三法三法分別為「遠洋漁業條例」、「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修正案」及「漁業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通過後，漁業署對船長身分的要求，執法較嚴格，於是船東們進一步要求掛牌船長跟完整個航程。市場上對台灣船長需求增加，拿著輪機執照的林恒文今年（2018）硬著頭皮到前鎮受船長訓，即便上課鴨子聽雷，英文難以消化，他也想一試。

走到八斗子對望的正濱漁港，42歲的項彥豪，是極少數還願意留下來從事漁業的中生代，而他也為人才的斷缺憂慮。

項彥豪從小在基隆建實新村長大，很早便跟著隔壁漁村的漁夫們放船、下海、幫忙在新鮮的漁獲上倒粗鹽和冰塊防腐；當同輩和同學因工作太苦拒絕上船時，他拜漁夫為師，到基隆嶼和九份山下釣魚來賣；在那個GPS不盛行的年代，漁夫們傳授的漁撈日誌，讓他得以熟悉洋區裡的礁石和魚點。

台灣海洋大學航運管理學系畢業後，長達20多年的海上經驗，項彥豪2007年後轉型經營沿近海的娛樂漁船，短時間內已成長到4艘，目前是全國娛樂漁船協會理事長。他走精緻小型釣客的經營路線，工作環境比傳統漁船好，需要的是服務而不是大量體力勞動，但也面臨新血進不來的窘境。

人才斷層的困境，同時困著傳統和現代的漁夫。究竟這斷層怎麼來？又為什麼長達20年的時間，我們任由它斷裂？

不斷獵取低階勞動力 ，四分之一世紀裡思考沒升級

高雄科技大學漁業生產與管理系副教授劉仁銘，是最能綜觀漁業人才凋零過程的學者之一。1992年他回到高雄教書，教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卻看盡學生們快速拋棄漁業，讓他不得不問自己：「到底在教什麼？我會不會以後到第十九層（地獄）去？我覺得自己是誤人子弟。」

高科大漁管系在高雄海洋技術學院時期原名為「漁業系」，2004年改制後系名加入「管理」兩字，劉仁銘說，當時就發現只有窮學生才願意去捕魚，但即便改了系名，過去3年約150位畢業生，也只有3位進到相關行業。劉仁銘說：「我們一直製造這些上不了船的學生，很感慨啊！」

工作辛苦是關鍵之一，但另一個讓漁業亳無吸引力的，是這個產業從形象、薪資、制度，都沒能讓年輕人看到遠景。

漁業公司在過去20年間有賺有賠，但賺大錢時，人才的策略依舊是能省則省，用多國籍的低價漁工來替代。1980年代船上主力是阿美族青年，1990年代是中國沿海漁工，之後的近海以及遠洋漁船，幾乎全數晉用外籍漁工。

遠洋與部分近海漁業過往採分紅制，產業裡用「安家費」來稱呼漁工們的薪水。一位船長生動地描繪這個體系的運作：「這個分紅制是船東用來避險的，他就只給你少少的安家費，鼓勵你出去給我殺給我咬，去燒、殺、擄、掠，（漁獲）掠奪越多你分越多。這艘船沒有掠奪就沒有未來，沒有未來就沒有業績，沒有業績就分不了錢。很低的底薪，沒有掠奪到這麼多，就不、要、領、錢！這就是制度來變相鼓勵掠奪嘛！」

不同位階的人分配的紅利不同，過去是配不同的股數，現在按噸數分紅，最底層的漁工則是每月固定50到100美元當工作獎金。上漁船的人都等待從最菜的報務員開始，學會拉纜繩、整理漁貨、甲板的清潔等基礎工，再往上升，慢慢往年薪千萬的漁撈長邁進。

產業的家族性和封閉性，加上懸殊的紅利分配，通常漁撈長會帶著自己的兒子和後輩，卡住位子，技術交給自己人，沒有熟人帶路、沒有良好關係的新手則是難以進入。但這樣的內聚性在後期由外籍漁工成為主力後，上船的台灣年輕人少了，漁船維修、整補、捕撈的人才也完全跟不上了。

補助只是飲鴆止渴，新世代：「只有剝削，沒有栽培人才」

主管漁業產業發展的漁業署不是沒有想過方法。1990年代就透過政府補助的方法，用每個月1萬元的補貼試圖吸引年輕人才上漁船；2010年更以「漁業發展基金」獎勵水產海事畢業生上漁船的計畫全名為「獎勵水產海事相關院校及職訓中心畢結業生上漁船服務」計畫。，補貼擴大到「1年100萬元」。

這個計畫開宗明義是要提高漁船幹部素質，並充裕漁船人力，獎勵名額每年最多10名；服務每滿6個月，漁業署發給50萬元，最高發出300萬元。

根據漁業署資料顯示，2010年至今，漁業署與漁業公司共媒合49位畢業生上船，其中3年期滿離職與中途放棄離開的共有21位，其餘是服務未滿3年仍在船上，而願意長期留下的人數極少。

我們採訪了5位參與計畫的畢業生，問他們為什麼願意上船？他們多數回答是為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但全數回答一旦拿到300萬元，3年後便要離船。原因是沒感受到漁公司要栽培人才的心意。

「漁業公司覺得漁業署補貼了，就吃定我們，壓低薪資，」他們說，過去幾年間，參與計畫媒合的都是具相當規模、上千噸的CT8圍網漁船，但漁企業多數只有部分漁企業是一開始就給出3萬元薪資。開出的月薪平均21,000元。「21K啊，壓得夠低了吧，我不懂（漁業署）媒合的標準是什麼？」

這行情走了幾年後，2018年終於跳到3萬元。但面試過程中，仍讓他們感覺漁公司只想剝削。這群年輕人至今仍忘不了面試經歷，其中一位魷釣船的二代在面試時是這樣跟他們開場的：「你有經濟壓力嗎？如果3年沒有分紅，每月安家費2萬元，然後簽約簽6年如何？」

幾位準備上船的年輕人一人一句說著相似的評語：「政府開放外籍移工上船，開放太多，很低薪，然後說我們（年輕人）草莓不耐操？只想到降低成本，可是拿請猴子的錢做這些，然後說我們不耐操？這難道不是產業積弱不振的原因？」

用各種方式補貼漁業，是漁業署長期來為扶植產業長大祭出的手段。

針對遠洋漁業的補助和稅收情況，漁業署署長黃鴻燕受訪時坦承，相較農業補助，漁業署每年50億元左右的預算多半也用在「管理」，很少用於產業輔導與升級。

未能壯大人才庫、自動化設備，轉型的緩慢跟不上外在環境的變化，低價思維，更讓遠洋漁業體質積弱不振。

危機當頭，日本與挪威的不同抉擇

遭逢遠洋漁業危機的不只台灣。在美國、日本、北歐等國，過往都是用低成本貸款，鼓勵漁民建造新船，去外海捕撈；當漁民增加、漁船擁擠、漁獲配額大幅減少，不健康的漁法破壞生態、人權議題也燒到漁船上，產業求大求量的思維反而潛在成為對國家和漁民「有毒的體系」。

在這過程中，幾個國家做了抉擇。日本走向了因補助產生的依賴系統，挪威走向了由制度引導競爭。兩者有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四面環海的日本從很久以前就是捕魚維生的民族，因此對於漁業的情感比任何國家都還要深。日本媒體從30年前左右，就一直充滿「日本漁業衰退」或是「水產資源枯竭」的新聞，憂心漁業危機的文章越來越多，而政府在不清不楚的情況下出手相救。

日本遠洋漁業過去20年，透過賣船給台灣，以及參與控股和經營通路方式，減少直接參與捕撈；而近海漁業，則由日本政府每年提供漁業從事者1,400億日圓（約為新台幣380億元）的漁業補助金。

補助金的最大用途是在漁港設施的整備上。一去到日本漁村，很容易發現小漁村卻擁有過於美麗的港灣，這是漁業補助金的功勞；其他還有用在建造漁船、填補漁民的虧損、漁船的燃油費等方面。

過程中有少部分的漁民因為補助金而轉型。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倖如，在名古屋大學拿到博士，她觀察日本在輔導業者轉型時，會透過日本水產白皮書列出清楚的指標，例如要求提升冷凍設備，使日本在運輸最難運送的竹莢魚時可以用極低溫設備，即便長期運輸，急速冷凍和解凍的技術，讓漁獲跟剛捕起來一樣，提升漁業附加價值。甚至漁民開始嘗試海上漁場，有些會設在黑潮行經路線，養殖遠洋魚種，像冬天有紅魽。

補助金原本的目的是重振漁業，但日本漁業專家發現，多數漁民並未因補助金而提升技術，仍在濫捕、過漁（過度捕魚），阻礙水產業的發展。

轉型未果的原因在於，民間企業經營虧損應自行負責，一再累積負債就會破產，可是當燃油費高漲、發生天災等因素而損失慘重，行政機關就出手補助，漁業從事者的成本概念逐漸消失，無法培養出想要改善捕魚法的熱情，補助金也無法發揮效用。

台灣與日本情況相似，政治人物為了選票，行政機關與漁企業關係良好，補助金及各種理所當然的保障，也讓他們失去創新的能力。

相較日本，國際上取消對漁業發放補助金的有挪威、冰島、美國等國，他們國家的漁民年收入是日本漁民的好幾倍。其中挪威轉型相對成功，北海小英雄也經歷過濫捕和資源大減，在脫胎換骨過程中產生變革。

45歲的陳英凱對於挪威遠洋漁業高度自動化、科技化的轉型，有深刻的觀察。陳英凱經營的禾榮產業主要進口鯖魚，佔台灣鯖魚進口約3成，他留學日本，2009年為了經營鯖魚貿易，經常往返北歐、加拿大。

他的手機裡，不少是拜訪挪威合作夥伴的漁船照片。跟著挪威漁民上船捕魚，陳英凱說，挪威漁船上設備先進，漁民比較像是在科技公司上班，他們透過機械探測魚群、捕撈、過秤，船內魚艙可載一、兩千噸漁獲，並附低溫水循環裝置保鮮。大量運用機械和電子，讓漁業是有尊嚴感的工作，也有人願意從銀行業轉換至漁公司上班。

挪威也在20年前開始推配額管制。先是國際海洋探測會議（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a，簡稱ICES），透過每年的生物調查（biomass），要求北大西洋國家在鱈魚、鯖魚、竹莢魚等魚類的捕撈量上減少配額，一開始對業界造成莫大的衝擊。每回各國的漁政單位都得坐下來一起討論洋區裡的總配額，配額再一路分配到各國和每艘船隻；光是2019年，ICES就建議鯖魚的捕撈配額減少20％。

由於漁獲量的減少是趨勢，挪威政府於是厲行配額制，留下有能力自動化和透明化的漁企業。挪威的漁獲拍賣系統很早就建立，在海上的漁船一旦捕撈到漁獲，就在海中間進行網上拍賣，一天三次，工廠端透過網路得知每艘船捕撈的魚種與數量，開出最高價者得標。

由於執法嚴格，一旦漁船過漁或超過配額，港口與工廠邊的檢查員開罰都是新台幣數百萬元起跳，讓這個行業的人習慣守規矩。

為了讓產業鏈上游的捕魚者保有價值，挪威政府規定漁船公司可以投資包裝工廠，但工廠經營者不能投資漁船，這是為了創造「需求大於供給」的市場，由於工廠端會搶魚，魚的價格不斷升高。而工廠就設在港邊，大船進港，他們能立即處理漁獲。像陳英凱每趟採購鯖魚時都會從台灣派檢查員飛到挪威，在港口和工廠裡驗貨，觀察魚的眼睛、腸道，確定漁獲鮮度。

包裝漁獲的工廠則朝高度自動化邁進，裡頭工作的人數不多，環境整潔。陳英凱說，在挪威，從秤重分選、摺紙箱等都由機器來操作，不像台灣加工廠會出現工人坐在地上處理魚體的情況。

這個自產業鏈最上游的配額控管開始的政策，一路影響到挪威的漁船、冷凍工廠、貿易商、通路商，甚至影響到遠端的台灣消費者。

陳英凱過往會採購加拿大鯖魚，但由於漁場的變化、鯖魚洄游路徑改變、加上加拿大的捕撈設備落後，「紐芬蘭島的情況落後到難以想像，那魚是用一般桶子裝上卡車，再拖運到工廠，魚可能都臭了，品質差非常多。」

這是為什麼從2010年到2017年台灣鯖魚的進口國來源台灣2017年進口1.1萬噸鯖魚，83％從挪威進口，少部分來自冰島、丹麥、英國。出現極大的變化，加拿大進口從2,400公噸減少到幾乎是零，而挪威則從3,400公噸提高到9,300公噸，幾乎全面佔據台灣鯖魚的進口市場。挪威鯖魚也因品質較穩定、數量控制，售價2018年台灣加工廠採購價，冰島為每公斤新台幣75～80元，挪威是95元。高於冰島等地。

當買方市場力量越來越大，有更多對品質挑剔的進口商和消費者出現，漁獲的源頭勢必得做出回應。看似漫長的產業鏈，深深影響遠端消費者。

脫胎換骨的過程中，挪威人經過了淘汰等「痛苦」，但也換來平均年收入是日本的4～6倍，工作者年齡也比日本和台灣動輒60歲小很多，他們重視漁業資源的管理，提升捕魚的價格和價值，持續吸引許有幹勁的年輕漁民加入。

青壯年對漁業的各種想像

那台灣漁業會怎麼抉擇呢？

由於遠洋漁業三法加重處罰，讓台灣漁民在2018年11 月第一次大集結北上抗議，認為新法的執行讓他們活不下去。業界的人都在傳言，漁業署是在等待老一批的漁民衰老、自然淘汰。

項彥豪說：「那是最簡單處理的方法，讓子彈飛一下，讓時間去發聲一下，久了，異音會少，有經驗的長者就凋零；或是大陸招手就去造船，你來，他出資6成，還送你大大的冷凍廠，變相把台灣捕魚技術買過去。台灣漁業最終會因走向斷層，我們把掠奪的技術交給大陸人，換人掠奪而己。」

但農委會代主委陳吉仲和漁業署署長黃鴻燕接受《報導者》專訪當天，兩人宣示要把新法適用後對違法船隻開罰的1億2千萬元款項，透過新編列相當金額的預算，用來輔導產業升級。陳吉仲受訪時對坐在他身旁的黃鴻燕說：「署長，我如果是你，就西裝脫下來，去體驗一個禮拜海上的生活。我們現在完全要改變。政策才不會讓漁民無感。」

陳吉仲接著說，讓該保有競爭力的繼續下去，但退場機制也得研擬，「如果（船公司）再這樣撐下去，一定壓低成本，壓低成本會反映到漁工權益更沒辦法確保了。」

低價和掠奪讓台灣成為漁業強國，然而，不怕辛苦的年輕人加入的前提，是希望看到一個不以剝削做為競爭核心，有前景的產業。

一位剛加入漁業署3年300萬計畫的年輕人說，3年後，他想把目標放在菲律賓和歐盟國家的船公司，那裡有扎實訓練、明確升遷制度，「希望還能學習生鮮水產貿易，這產業不該局限在海上捕撈。」

而中生代的項彥豪則是10年前就看到「量的陷阱」，當不少百噸小船還掙扎到遠處捕撈，他回頭專注在娛樂漁船，這個決定曾被不少老漁夫笑罵，認為這筆錢不如拿來造個重磅專抓小管和透抽的漁船。項彥豪花了10年，訓練年輕人，每年到台灣海洋大學跟學弟妹聊天，「教他們航海，給他們船，給一份好的薪水」，他的員工在旺季時可以領到8萬元，淡季也有4萬元。

他帶客人去釣魚，一隻隻慢慢釣，魚跑走了他會安慰客人「我們釣幾隻剛剛好，其他冰在海裡面」。他也舉辦小小船長活動，讓小朋友闖關完後在海上撈垃圾，從教育做起，拉攏他們認識海洋，做保育尖兵。項彥豪的右手臂上方有個漂亮的舵和錨的刺青，把漁人當成一種令人敬重的職業，他說目標是「不要貪婪地把魚玩斷」。

不論遠洋或沿近海，年輕世代都看到產業轉型的必要，他們眼光銳利，知道不再用掠奪做為競爭優勢的產業，才是他們要投入的「未來」。

延伸閱讀

【01】向世界買賣漁工──台灣為何成為人口販運的幫凶？

【02】深入柬埔寨──那些傷口無法癒合的漁工們

【03】當漁工成為商品──解析仲介與船東的神祕金流

【04】法律縱放下的權宜船與幽靈船主

【06】外籍漁工逆襲，引爆紐西蘭漁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