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漁工成為商品──解析仲介與船東的神祕金流

遠洋漁業是個不斷壓縮人力成本，促成利益最大化的產業。在這個複雜的供應鏈裡，又以仲介與船東之間的關聯最少被揭露。《報導者》在過去半年訪談多名仲介，試圖解開造成強迫勞動的結構性謎團。

遠洋漁工境外聘僱的供應鏈相當長，至少經過四手。第一手和第二分別是遠洋船東和台灣仲介，船東透過仲介到各國開發漁工；第三手，台灣仲介到來源國尋找當地仲介公司合作；第四手，當地仲介與掮客／牛頭配合，深入最貧困地區，透過非正式管道招聘夢想翻身的男人上船。複雜多手的招聘鏈，不僅讓漁工無法知道真正雇主，在層層外包的跨國境聘僱流程中，真正的權責反而被不斷轉移。

至少四層的外包過程裡，讓問責變得困難，而台灣遠洋漁業裡，仲介與船東間獨特的「代墊薪資文化」，更讓這個體系在營運不佳時，產生無人負責的高風險。

「代墊薪資文化」產生的高風險

《報導者》記者與多位仲介進行採訪。(攝影／林佑恩)

由於遠洋漁船成本高昂，現金周轉緩慢，在撈捕的漁獲實際賣出前，船東通常不願支付款項給下游廠商，反而要仲介、漁船五金、日用品糧食等供應商，先提供商品和服務，讓漁船順利出航。供應商在漁船獲利前，等於是被迫跟著漁業公司「押寶」，共同承擔了經營風險。

於是，負責境外聘僱的仲介不僅包攬招聘、人力服務，更為船東代墊漁工工資。據了解，多數船東甚至要求仲介代墊長達半年至一年薪資。這些仲介在船東付款前，負擔沉重財務壓力。

「我25年前入行時就感到疑惑，為何漁工薪資不是船東直接交付？但是考量到當時的環境和科技發展，就算是把錢給漁工，他們要匯款給家人也是很困難，」一名不願具名的資深仲介表示。

他說，外界一直認為境外聘僱仲介是暴利產業，向漁工收取大量費用，但他們跟境內僱用的仲介不同：他們從未直接向漁工收取服務費或仲介費，收入來源就是船東給的傭金。

仲介賺的是「漁工管理費」，仲介每月可從每名漁工抽傭30至80美元，由於約一簽就是2至3年，只要漁工在船上工作的每一個月，仲介都可以從漁工身上賺到錢。但要真正賺到這筆「漁工管理費」，仲介得費些力氣。

目前普遍作法是，漁業署規定漁工每月實領450美元，但船東交由仲介先代墊漁工薪資分為船上零用金及安家費。每3個月，台灣仲介會扣除漁工零用金50美元、漁工借款跟保證金後，將剩餘薪資匯出。，船東每3個月匯給台灣仲介，並交由他們再匯款給當地仲介。而當地做法不一，有的將薪資匯入漁工帳戶，有的發現金給漁工家人。

但也有其他仲介補充，仍有少數按月付款、信用良好的船東。只是近年遠洋漁業收益不如前，這類船東也越來越少。

維持營運的「漁工庫存」

仲介有一套管理「漁工庫存」的方法。在業界，「漁工庫存」指的是仲介一年維持在海上、可以幫他們賺管理費的漁工人數。中型仲介公司一年庫存約500人，每3個月要代墊2,000萬元的薪資。大型仲介公司一年庫存至少1,000人，意味著每3個月要有4,000萬元的周轉金代墊。

以往在龐大的利潤下，仲介願意鋌而走險代墊這筆周轉金。如果以「一名漁工、仲介平均每月可以抽50美元」計算，只要漁工待在船上兩年，一個中型有500名漁工庫存的仲介公司，兩年營收近1,800萬元進帳，仲介公司裡扣除2位至4位的員工人事費，其餘是淨賺。而仲介的經營方法就是不斷擴大規模、薄利多銷，到世界開發更多漁工。

作為主管機關，漁業署對仲介跟船東間的金流完全陌生，也缺乏興趣。漁業署署長黃鴻燕說，仲介不可能笨到幫忙代墊，即使如此，這也完全是船東跟仲介間的私人契約。

官方說法忽略了供應鏈的壓迫，由上至下，仲介未必擁有談判能力。雖然船東與仲介依漁業署規定，簽署委託契約，並列出仲介服務項目、費用及支付方式，船東也應於約定時間付款；但船東不照合約，改開支票或延遲付款，仲介在不得罪客戶下，只能繼續代墊。放任其市場化的結果，就是有能力的仲介可以跟財務、信用較好的船東配合。但規模小、較不穩定的仲介並沒有選擇，他們拼命代墊薪資，只能再向下剝削漁工，形成惡性循環。

長期研究遠洋漁業供應鏈，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劉黃麗娟指出，剝削已經成為一種商業模式，仲介因為墊付薪資、擔負經濟成本壓力，便將漁工如期履約的擔保例如招募漁工的證件費用、機票交通費等。，轉嫁給來源國仲介公司，當地仲介再將風險移轉給漁工。

複雜多手的招聘鏈，讓漁工難以得知真正的雇主，也讓產業中擁有龐大資本與立法遊說能力的船東，將權責層層延伸、不斷外包。

身為漁工的「真正雇主」，船東的責任被縱放？

仲介的筆記本，仔細記載每個漁工的詳細資料。（攝影／林佑恩）

目前法規對於仲介和船東在漁工勞動上的規範與裁罰，比例也懸殊。

根據《遠洋漁業條例》第42條，違法經營的仲介，罰鍰至少400萬，最高2,000萬；若仲介違反與漁工或船東間的合約規範，也要處以100萬至500萬罰鍰，還要沒收仲介的保證金。但同樣是違反勞務契約規範，船東只需繳交5萬至25萬元罰款，兩者相差了20倍。

回頭檢視《遠洋漁業條例》修法過程，可以發現，原本草案對仲介與船東的開罰標準是一致的，但立法部門擔憂會造成「太愛仲介、太恨漁民」的社會觀感，因此就轉了個大彎。原本行政院提出船東、仲介若違反外籍漁工聘僱規範，一律開罰10萬至50萬；2016年6月，經過立法院臨時動議，立委們開始要求將船東、仲介分開，應重罰仲介，將仲介的罰鍰從50萬，一路喊上了200萬。

但黃鴻燕認為，依照現行法規，政府有權對船東扣照，而扣照其實已是重罰。

立委黃國昌辦公室法案助理林莊周則指出，漁業署至今針對外籍漁工開罰的41項次中，罰鍰達978萬，但其中兩筆分別是裁罰仲介的100萬、200萬，反觀船東在勞動違規上，平均罰款僅僅17.38萬元。「經營者是很密集與頻繁地違法，」林莊周說。

目前，仲介雖然負責招聘漁工、處理相關契約文件，但漁工申報仍交由船東負責。而無論仲介或相關單位，都難以要求船東如實登報。我們訪問的仲介中，有人的手上仍有好幾名船東不願申報的「幽靈漁工」。

漁業署一向知道船東未申報漁工的情況嚴重，也造就大量幽靈漁工的問題；但在修法時，卻顯得處處顧慮船東反彈。立法院公報記載了漁業署官員在修法時陳述：「船東需要報備僱用外籍船員，如果該報備而未報備，就要罰船東，⋯⋯一艘船上船東可能僱用10幾、20幾個船員，船東如果疏於報備，我們是打算要提高罰則，如果提高到200萬，對經營者就⋯⋯。」

政府官員支吾其詞的話語間，其實為的是「考量船東生存」，但這卻縱放了「真正雇主」的角色與責任。層層外包的漁工聘僱鏈、以量取勝的「漁工庫存」、積習已久的「代墊薪資」文化⋯⋯，遠洋漁業三法三法分別為「遠洋漁業條例」、「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修正案」及「漁業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強調保障漁工人權的改革口號，如果不面對真正的結構與文化，壓迫而扭曲的系統依舊會運作下去。